1988年，上海的证券市场的一大举措就是建立了若干家证券公司。当时上海有多家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现上海国际集团），均表示愿意组建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要求在上海组建两家证券公司，即后来的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就开始酝酿一系列金融改革，成立了商业银行总部，并陆续引进美洲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外资银行以及友邦保险、美亚保险等外资保险公司，开启了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而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是标志着改革开放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金融改革，为日后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打下了基础。
催生真正银行
建国以来，我国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实行了服务与指令性计划的结算方式，这种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金融体制逐渐削弱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单一国家银行制度下，全国只有一家银行。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业务，其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能行使货币发行、经营国库和金融管理等中央银行职能，又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商业银行业务，并在金融业中有高度垄断性。在信贷制度上，没有直接金融，只有间接金融，即企业不能向市场筹款，企业只能按规定向银行借款。而且贷款的方式也只有流动资金贷款，基本建设投资都是由财政部拨款，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当时，中国银行虽然存在，但并非是独立银行机构，实质上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业务部；农业银行也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金融工作部；建设银行当时也由财政部管理，实际上也不是银行。
然而，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大改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单一国家银行制度明显适应不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经济主体多元化、横向经济联系迅速展开的客观需要。面对这一局面，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先后两次提到银行改革，他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他还说，“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分设银行机构、突出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能提上了议事日程，银行开始突破了只发放流动性贷款的局限，开始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科技贷款以及各种开发性贷款，以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终，国务院在1983年9月17日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性质和职能，并指出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上海市中央银行制度与其他各省市一样于198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而原来的存贷款业务正式剥离后，由新设的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中国农业银行正式恢复成立是在1979年3月13日，其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中国银行改革后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它的任务是：组织、运用、积累和管理外汇资金，经营一切外汇业务，从事国际金融活动，同时还可以根据国家的授权和委托，代表国家办理信贷业务。直到1979年8月，国务院才决定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
虽然四大行成立了，但是对其经营范围、资金投向都有严格划分和限制，当时不存在竞争，四大行都是各霸一方，把全国的经济领域分割成四块。比如，工商银行到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企业去放贷款是不被允许的，必须由中国银行进行放贷，这是由行政切分将业务分割到各个部门造成的。此时的四大商业银行处于垄断经营状态。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状态显然不行。在上海，有人就提出，应该让银行间冲破界限，展开竞争。此时，农行提出要进城，而工商银行希望去农村，比如去奉贤县和宝山县办银行；中国银行希望不要单单搞进出口业务，也想参与对企业放款，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拆墙。”实际上就是意在打破垄断经营。
此时，上海银行业高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新设立一家银行来打破银行各霸一方的格局，这就是交通银行在1984年的最初酝酿。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凸显后，中国人民银行转而向外部寻求突破口，即“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而拉开这一序幕的正是重组交通银行。1987年4月，交通银行作为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其南迁与复业标志着终于有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成立之后，仍然存在资金管制的问题，也就是江苏的资金不能到上海，上海的资金不能到浙江，交通银行的发展出现了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上海又提出了“总、分行二级法人制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交通银行就把机构设在了全国。
交通银行落户上海其实很具里程碑意义，它不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那样由财政部直接划拨资金，它不是国家商业银行，不是国家专业银行，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总部设在北京，而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如果连一家大银行的总部都没有，显然说不过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可能落户上海，所以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城市私营、个体经济乃至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城市信用社也迅速发展了起来，尤其在1986年至1988年这几年中呈现爆发式增长。上海当时一共办了99家城市信用社，其总资金量相当于一家大银行，且都是独立法人，没有一家是由银行直接办的。这些信用社还为陷入资金困难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建造提供了贷款资金，而上海市信用联社的成立，为以后转制成上海银行铺平了道路。
筹建证券交易所
要建立资本市场，光有商业银行的推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当时的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经营活力和缺少发展资金，而把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是资本市场建立前必须要做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主管这项工作的单位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4年上海也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股份制改革。当全国各省市都成立类似机构后，股份制改革在全国推进，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股票。
问题在于，股票必须具备一定的要素：比如，需要有公司的名称以表明属于什么公司的股票，在股票的背面应当有公司章程确立的主要条款；再比如公司股票发行数量、股票的票面价格是1元还是10元。此外，股票的要素还包括诸如总经理、董事长的签名盖章等。通常认为，具备这些要素才算是比较规范的股票。但当时甚至有收据形式的股票，比如，有一收据写到：今收到张某股金500元，这张收据股票虽然看似荒谬，但的确存在过。
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发行股票的企业是飞乐音响，1984年发行后，邓小平同志还把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当作礼物送给了1986年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这只俗称“小飞乐”的股票见证了很多第一：第一次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上海第一批柜台交易的股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上市的股票。1984年飞乐音响首发时，总股本仅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飞乐音响的总股本已达到7.39亿股，（每股面值1元）。
股票出现了，但是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都非常不完善，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买卖股票，即没有“中介机构”。此时，为了拓宽资金渠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把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划拨到该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代理发行了飞乐音响的股票。当时股票的发行引发了上海市民通宵排队、争先抢购的火爆场面。但是热闹过后，投资者发现这些股票就像一堆“死钱”，因为无法流通。
一些股东找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静安分公司，询问股票能否转让？静安分公司也考虑到如果股票不能流通，股票市场就会失去生命力。于是，它们向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打报告，提出股票需要流动的改革倡议。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转了静安分公司的报告，并批准静安分公司更名为证券业务部，办理由其承销的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股票的代购、代销业务，这使得绝迹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场在上海重新出现，而该证券业务部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股票中介机构。
到了1988年，上海证券市场的一大举措就是建立了若干家证券公司。当时上海有多家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现上海国际集团），均表示愿意组建证券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要求在上海组建两家证券公司，即后来的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金融管理司表示支持，但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同时自行组建一家证券公司，这一提议也很具深意，鉴于证券市场刚刚兴起，有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控制的证券公司容易起到稳定市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成长的作用。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表明，自己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不应当直接参与组建经办业务的证券公司。以足球比赛为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是裁判员，其就不应当还是运动员，裁判员如果射进了球门，这笔账怎么算？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方面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要求同时批准3家证券公司，即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组建了申银证券公司，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组建了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组建了海通证券公司。但申银证券公司成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国债上，极少从事股票买卖。
当时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毕竟不是正式的证券市场，交易都是零零星星的，每天的交易量很少，而且都在上海买卖。如果南京人、南京的企业想买卖股票，不能每次都到上海来交易，区域性限制难题也层出不穷，各方都期盼出现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场所，于是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概念出现了。
1989年，由于西方对我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外资撤资或观望，使得中国的资金更为紧张。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市还计划开发浦东，而要开发浦东预算就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对于自解放后财政收入就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然而，很多反对者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东西，且有人建议，证券交易所要建应该建立在北京，有一些舆论认为，现代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绝大部分是在同一个城市，比如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只有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经济中心在纽约，除此之外，多数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在同一个城市里。
不过，当时的高层认为，上海发展金融市场比北京更为迫切，因为开发浦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带动上海老市区的改造，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活力，而且可以依托上海建立一个高起点、多层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区，其辐射面是整个长江流域，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开发浦东对上海、对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上海要走一条利用内资但不增加内债、利用外资但不增加外债的道路，这就不仅需要吸收直接投资，还要通过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把内外资通过证券形式吸收进来。不过，与如今的数千只股票规模相比，当时A股刚成立时只有8只股票，也有人俗称“老八股”。
对外开放引外资
金融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各个国家对其开放都持有谨慎态度。上海在开放初期就率先迈出了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步伐。其对外开放包括：第一，根据同上海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选择不同地区的若干外商银行，允许其在上海设立分行，解决了地区平衡问题；第二，打破了保险业比较封闭的局面，成立了合资和独资保险公司，借以引进新的业务品种和营销理念，繁荣了保险事业。第三，发型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增加了投资范围和扩展了投资方式，更广泛地吸引了外资。
其实，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比较晚，但这并非等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就没有外资银行存在。早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外资银行数量众多，各类金融机构林立，从外滩一直延伸到河南路、北京路。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时，中国境内仍有汇丰、渣打、有利沙逊、花旗、大通、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兰、安达、华比、莫斯科国民、友邦、美国商业等15家外资银行上海分支机构及东亚、华侨、中兴3家侨资银行分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外资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币流通，除汇丰、渣打、东亚、华侨4家外资银行继续营业外，其他外资银行陆续申请歇业。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开始担心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门即将关闭，导致中国境内的部分外资撤离。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加拿大投资机构，在电视塔尚未建好时就准备撤资。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外资银行进入问题于1989年12月提上日程。引入外资行的总体指导原则是：只有规模大的外资银行才有资格进入中国市场运营，因为大银行可以带来客户资源，也可以带来运营资金。而当时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6家大银行。美、法、日各两家。到了1991年底，已经有12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分行，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与银行、证券、投资信托等行业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保险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大的状况没有改变，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以及上海的大众、天安等保险公司都在筹建当中；第二，在服务上，官僚主义现象比较严重，也缺乏中介组织。第三，在业务发展上，品种单一，基本沿袭了以往的老业务，创新不多。为了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足鼎立协调发展的局面，中国再次将新中国成立后撤出大陆市场的美国国际集团（AIG）重新引入上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其实力雄厚，保险品种繁多，创新也不断，其业务遍及全球各大洲。
外汇市场初建
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没有过多宣传，那就是外汇市场。与如今中国拥有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当时中国外汇非常紧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7亿美元。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外汇需求。国家为了筹集外汇，运用了各种手段，比如，号召华侨积极寄外汇回国；出口石油、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资源型初级产品，可谓不惜血本换外汇。
1994年4月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上海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成立。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外汇调剂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占全国交易量的比重一直在11%至23%之间，除1991年之外，其他年份的交易量比重均排在全国第一。从外汇调剂中心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我国的汇率价格从原来各省市的“割据”状态发展到了在上海实现“统一”。这个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汇价，如今成为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企业界每日必看的指标之一，也成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数之一。
这次外汇改革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制，并轨时的人民币利率为1美元合8.72元人民币。取消经常项目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制度，取消各类外汇流程、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外汇市场发展迅速，交易主体不断增加，交易品种不断丰富。1989年，全年外汇调剂量为12.9亿美元，而2011年，我国已有318家金融机构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全年外汇市场交易量达到14.2万亿美元，日均成交5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3656.8亿美元，相比1989年，交易量增长超过了1.1万倍，且约为同期股市交易量的3.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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