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胞抗议拍卖铜兽首
作者：吴澍
拍卖圆明园，谁的狂欢节？
从2000年开始，一个煽情的故事、某种虚幻的情结，竟然噩梦般地整整折磨了我们十年之久——圆明园、兽首……兽首、圆明园……
人非人、兽非兽！是谁？如此残酷地绞杀我们隐痛的伤口！是谁？如此无情地煎熬我们卑微的灵魂！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用一句肤浅的口号抹杀曾经的屈辱？难道我们真的能用亿万金钱买回曾经失去的尊严？
三只中国兽头在国外嬗变
背景资料：
圆明园兽海晏堂12生肖喷泉时钟成器于清朝乾隆年间，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R.Michel.Benoist)监制、清宫廷匠师制作。
据考证，当年12生肖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圆明园海晏堂前的一个水池两边。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两米的蛤蜊石雕。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每到正午时分，12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1860年和1900年，在分别经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洗劫后，圆明园毁于大火，12生肖铜兽首下落不明……
美国南加州棕榈泉市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位于科罗拉多沙漠之内，距离圣地亚哥和洛杉矶大约都只有120英里。这里光照充足，平均每年居民们可以享受350天阳光灿烂的天气。
也许是长时间生活在阳光下的缘故吧，棕榈泉的居民们都有着热情爽朗、透明直率的个性。退休警察威廉‧布莱克〈Lt.R.S.WilliamP.Blake〉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老头，尽管他离开加州警察局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自己已经不是警察的想法：身上穿着卸下警察徽章的警服，一张口就是“根据某某法律多少条款”，有时候还要去街头或旅游点，帮助在岗的同伴疏散交通或临时维持秩序。
“没办法，几十年来一直就这么忙忙碌碌地生活惯了，突然停下来，就像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开足了马力的汽车，猛地急刹车——您猜猜会怎样？”退休警察布莱克大叔几乎对每一位光临别墅的客人都作过这样的比喻。
您猜猜会怎样？每一位客人都很同情这位孤独的、曾经为棕榈泉地方治安做过重大贡献的老者，然后免不了坐下来陪他聊聊天，听他讲述自己那点儿辉煌或不辉煌的往事。
布莱克大叔的别墅面积在当地不算大，但是年龄可比他大多了，据说还是在威廉·麦金来总统遇刺、罗斯福总统继任后第二年建造的，最早的主人是一位退役的老兵。那位退役的老兵也是布莱克大叔经常挂在嘴上的骄傲，“这座别墅最早的主人曾经进过中国人的皇宫，亲屁股坐过中国皇帝的龙椅——这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那个退伍的老兵有个坏习惯，老爱摸孩子们的脑袋，我小时候就不知道被他摸过多少次脑袋。那时候我想，他一准是把我们的脑袋当作中国皇帝的沙发扶手了！”
总而言之，布莱克大叔不放过任何一样能够吸引游客的话题。当地人谁都没嫌弃他的唠唠叨叨，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太寂寞了。
布莱克大叔衣服上的警徽还没给扒下来的时候，他的老伴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三个孩子统统去了外国或外地，别墅里面就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最怕下雨天，没事可干，他不爱看书，平日里除开警局里的几个徒弟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固定朋友可以聊天。好在棕榈泉一年就那么十几个雨天，所以布莱克大叔寂寞的时间不会太多。偶尔碰上了这样的日子，他就在自家别墅的院子里给果树施施肥，给别的植物修修剪剪。总之，不让自己闲着。
“您好，我可以进来跟您聊聊吗？”
那是1985年的事情了，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天下着小雨，布莱克大叔正在前院修剪绿萝，一个陌生人隔着栅栏跟他打招呼。
“当然可以！”布莱克大叔放下手里的大剪刀，过去把院门打开。
“您好，我想您一定就是这座别墅的主人——尊敬的威廉·布莱克先生，镇上人都管您叫布莱克大叔，我也这样称呼您，您不在意吧？”来人约摸40几岁年龄，操着外地口音，有点油嘴滑舌。
“当然，请问怎么称呼……”
“噢，我是查尔斯，来自纽约州……”
“查尔斯？哈哈，好像是一位多情的英国王子！”尽管布莱克大叔不喜欢看书，但是他有关心时事的习惯，每天的电视新闻、电台新闻，他都了如指掌。
“谢谢！您真会开玩笑……”查尔斯一进门就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似乎要寻找什么。
“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古陶和石器！”凭借多年的职业习惯，布莱克大叔意识到对方的身份。
棕榈泉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早年，许多当地喜欢古董的人都收藏过1万多年前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之类的东西，所以许多好这一口的游客来到这里也喜欢到处寻古探幽，淘一两件古董玩器。
查尔斯先生是个聪明人，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了狐疑。他非常及时地把话题引到布莱克大叔的光荣历史，然后再把话题转移到这座别墅的建造者身上。
“您就那么相信那位大兵所说的话？”听完布莱克大叔的故事后，查尔斯非常自然地问道。
“跟我来！”布莱克大叔最在意别人对他叙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扯着查尔斯穿到后院，指着棕榈树下两个安放在水泥墩上的铜质动物头像说：“看看这个，您还会怀疑这栋别墅的建造者、那位勇敢的美国大兵只是在香港电影里看过中国的皇宫吗？”
查尔斯不声不响地绕着两个兽头转动。真精美！在他的意识里，眼前这个虎头和马头只是大力神和狮子王的替身，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古典造型特征。
尽管布莱克大叔搞不懂这位不速之客在想什么，但是他依然看出：查尔斯已经完全相信了他所讲述的关于那位过世美国大兵的一切。忽然，他又想起什么，招呼查尔斯随他进了一间盥洗室。查尔斯一进门，就发现盥洗室的墙上钉着第三尊铜兽首，是一只造型别致的牛头。可怜的宝贝儿，在这里只能充当一只塑料挂钩，上面挂着一条浴巾。
“是这样，布莱克大叔……我知道您一生都在干同一件事——毫不吝啬地帮助别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查尔斯似乎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结结巴巴、扎扎实实地夸奖了布莱克大叔一通后，提出要把这三件“玩艺儿”买回去，“您要知道，我有一位与您年龄相仿的老父亲，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雕塑艺术，尤其是像这种动物造型的铜器，假如我能把它们买回去，我想他会非常高兴！”
查尔斯有没有那样一位坐轮椅的父亲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他此番到布莱克大叔家却是有备而来。他是一位纽约的古董商，两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展厅里看到了一只铜猪首和一只铜猴首，了解到这两件来自中国皇帝御花园的尤物，原来是3位东西方艺术家的共同作品，而且它们还有另外10个伙伴也有可能一起流失到美国。作为一名古董商，查尔斯当然毫不例外地对一些有来历、有故事的文物格外在意，从那时候起，他就暗地里在美国一些古董市场进行查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几天，他在一本旅游杂志里看到一篇带照片的文章，介绍棕榈泉一位退休老警察热情帮助游客的故事，那张照片是在布莱克大叔后院的水池边上拍的，隐约可以看见两只用来作装饰物的兽首状雕塑。查尔斯赶忙取放大镜仔细辨认，果然是两只铜兽首，一只是马头，另一只好像是虎头。就这样，办完手头上的事，查尔斯开车来到了棕榈泉，上警局一问，马上就顺利找到了布莱克大叔。
布莱克大叔犹豫了一阵，他倒不是算计这些中国的老古董能值多少钱，而是从感情上有些舍不得。因为尽管这几样东西是那位过世大兵卖别墅的时候送给他们家的，而且从他父亲开始，家里人谁也没把它们当回事，但是，毕竟跟了他几十年啊！那些个牛头马面的躯壳上，还保留着老兵、他父亲、他自己，还有他孩子们层层叠叠的指纹呢！可是，这一辈子下来，布莱克大叔就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求助，哪怕是跟那些罪犯打交道。更何况，查尔斯是为了他的残疾老父亲开口求助的。
最后，查尔斯以每件15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布莱克大叔家里的三只中国兽首。善良的老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普普通通的转让，竟为日后一桩纷纷扰扰的国际文物纷争埋下了伏笔。
查尔斯得到三只中国铜兽首后，一直秘而不宣，也没有急于倒卖出去。这一招在古董行里叫“捂宝”，就是买到一件估计有升值空间的宝贝，不马上出手，而是藏在家里捂上若干年，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货。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呢？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等候同类别的藏品被市场热炒，比方说瓷器、字画、青铜器，等等，找到一个合适的高点顺势抛出；第二种是等候同种类的艺术品被市场热炒；第三种是守候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推出特殊的收藏团体疯狂抢购。而如何选择这三种时机，也有另外的说法。比方说，藏品丰富、资金雄厚的可以联合拍卖行主动“制造”时机，打广告、制造新闻、挖掘藏品的传奇故事，等等；而像查尔斯这样不具备资金实力，又没有多大社会影响的藏家，就只好守株待兔、被动的等待时机了。
两年后，时机似乎到了。1987年，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中的猴首和猪首在遭劫后第一次公开在纽约苏富比拍场露面。大概是因为这两件拍品曾被“大都会博物馆”从展厅里撤展的缘故吧，它们的起拍价都不高，仅为几万美元，一直拍到最后，成交价也分别只有16.5万美元和15万美元。
尽管两只铜兽首的成交价不是太高，但若是按照查尔斯那另外三只兽首的进价来计算，却也整整翻了100倍。可令人意外的是，查尔斯并没有借助此场拍卖接着推出自己的藏品，因为他在这场拍卖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国人进场了，并买走其中一只猴首，另一只猪首则被美国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精明的查尔斯似乎从中嗅出了更大的发财机会。
记者经过查阅资料，发现这第一次进场竞买圆明园兽首的中国人名叫蔡辰男，台湾最大的信用社“第十信用合作社”原理事会主席蔡万春先生之长子、台湾艺术品收藏经济机构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先生之兄长。尽管两年前因遭受台湾“十信经济犯罪案”牵连，蔡辰男先生所管辖的企业濒临破产，但是曾经位居世界华人首富的蔡家，经济实力仍然不可小觑，花10几万美元买下圆明园猴首投石问路，只是一笔小小开支而已。
对于另外三只铜兽首的所有人查尔斯说来，可惜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1988年，由于古董店经营上的困难，查尔斯不得不提前将手里的三只兽首，以略低于苏富比第一次拍卖兽首的成交价转让给一个英国古董商，多年后，当圆明园兽首以单件价数百万、千万元人民币在香港成交时，这位第一个想利用铜兽首赚钱的古董商摊开双臂、不无遗憾地说：“也许上帝是公平的，还是让中国人去赚中国人的钱吧！”
1989年6月，由查尔斯转让的三只圆明园兽首，同时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亮相，并分别以牛首14.85万英镑、虎首13.75万英镑、马首18.15万英镑成交。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这三件拍品的买主同出一人，那就是两年前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买走猴首的蔡辰男先生之胞弟——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先生。至此，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露面的5只圆明园生肖兽首，除开一只猪首以外，其中4只全部归属台湾的蔡氏兄弟所有。
寒舍集团买回兽首后，于同年10月，在台湾举办了一次名为“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青铜器特展”。也正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圆明园生肖铜像首次被国人正式抬上了金光灿灿的至圣宝座，完成了从喷水头——浴巾架——国宝的嬗变过程。消息传出，各路媒体纷纷跟风炒作，将蔡氏兄弟的一次艺术品投资行为提升至“爱国”通道。此后，只要出现类似行为，就同样可以享受“爱国者”的荣誉称号。于是，在这些“爱国者”的接力赛中，一些早年碍于有关国际文物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预，不敢公开亮出非法所得中国文物的外国人，纷纷从地窖里搬出家族窝藏多年的“赃物”，有计划、有预谋地采取树立标杆、借题炒作、充分预展、托买托卖等手段，“满足中国人的爱国愿望，帮助他们买回本属于自己的文物和古董”(英国报纸语)。
由此，在那些八国联军的后裔帮助下，一场起始于商业目的、被炒作成“爱国行动”的圆明园文物回归热形成气候，以12生肖铜像为代表的圆明园流散物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海外拍场，并且身价节节拔高，屡创天价神话。
兽非兽，生肖铜像的情感演绎
新闻背景：
2000年4月中旬，香港回归中国3周年之际。香港一家报纸刊发消息：“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将举办《春季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拍卖品是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乾隆年制造的青铜虎头和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此外，香港佳士得也将在近期拍卖另外两件被抢圆明园珍宝——铜牛头和猴头……”
就是这样一则普通拍卖新闻，刚一见报就突然引发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不但席卷了这个人口密集的海湾城市，而且很快还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士、震撼了内地关注此事的亿万中国人。从4月12日起，香港的各大媒体都刊播了有关这两件拍品的历史资料与照片，并配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事的反应文章。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纷纷发表社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拍卖行以商业行为来作解释，难以令人接受！”
一连数日，部分香港学生和文化团体公开打出“抗议拍卖掠夺文物”、“归还中国国宝”、“强盗掠夺的文物必须归还祖国”等标语口号，先后来到两家外国拍卖行门前举行抗议示威。
在中国内地，许多知道了这件事的人也纷纷通过互联网及其它媒体，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对两家外国拍卖公司的愤慨。
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索斯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圆明园流失的珍贵文物。国家文物局严正指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按照有关国际法规定，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在一片抗议声中，苏富比、佳士得两家公司连连召开会议，让他们的律师反复推敲香港特区的有关法律，最后认定此次拍卖不违反香港法律和有关国际法，决定对中国政府的声明以及大众的抗议不予理睬，按部就班地走完拍卖程序……
2000年4月30日，佳士得“春季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在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如期举行。香港电视界同仁毛先生身携摄像机，亲历了现场，尽管事隔数秋，毛先生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在目，心情依旧沉重。
“……那场拍卖会原定于下午4点30分举行，我和我的同事早早就去了现场。在金钟万豪酒店停车时，我就看到有一群人围在现场门前，有人举着分别用用中、英文书写的标语、有人高喊口号。标语上写着：‘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StopAuction! Return Chinese relics toMotherland.’口号更加激烈一些，除开呼喊标语上的内容之外，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还用手提喇叭呼喊着：‘反对拍卖！反对国贼！’那个所指的‘国贼’究竟是谁，我到事后才听说，好像指的是台湾一家古董商。
“大约到了4点25分，门口发生骚乱，示威人群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冲进会场，并与前来阻止的英籍保安人员撕打起来。顿时，会场内外乱成一团。这时候，佳士得工作人员一面宣布拍卖会推迟，一面纠集全部人马，协助保安劝退冲进来的抗议者们，维持现场秩序。经过一番推搡，好不容易关上了大门，许多被关在门外的人，便坐在外面走廊里通过电视观看拍卖。
“在场外发生冲突的时候，场内气氛同样也很紧张。先是佳士得工作人员宣布：‘一位原定要进场直接竞买两只兽首的大买家因故迟到，所以开拍时间向后推迟半小时左右，请各位谅解……’
“接下来，我发现有一个中年男人与旁边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好像是对刚才宣布有人将要开大价钱竞买兽头的消息作出反应。一会儿，那位中年男人拿着手机走到一旁，开始不停地拨打电话。事后我听大陆的朋友说，那个中年男人是内地知名的国有大企业保利集团的艺术顾问，名叫易苏昊。
“下午5时许，在比原定时间推迟45分钟后，拍卖才得以正常进行。佳士得此次拍卖的12生肖铜像有两件，一件是猴头、另一件是牛头。猴头先上拍，起价是200万港币，每次竞叫加价20万港币。开始根据我们的预料，竞买者可能会以港台人士为主，出乎意料的是打一开叫，中国内地的保利集团博物馆馆长易先生就开始举牌。后来我向大陆记者打听，才知道一开始保利集团并不是冲着这几尊铜像来的，而是要竞拍另外两件瓷器。来到香港后，易先生一看几件铜兽首闹得沸沸扬扬，而且舆论已经政治化了，上升到国宝回归的高度，于是，他临时请示总部，总部决定要不惜血本，拿下这几件铜像，避免国宝继续外流。同时，总部还把定价权完全交给了他。
“可是据我在现场观察，兽首的买家并不多，几乎全是中国人，而且与保利集团叫板的，就只有几个台湾买家。几轮过后，竞价者只剩下保利集团的易先生和另外一位电话竞买者。我在现场听说，那位电话委托者也是台湾人。当时我们几个香港记者就有些纳闷：怎么又是海峡两岸的人飚上了呢？既然是政治化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谁拿下它们还不一样？非得要拼出个鱼死网破？仔细一想，我们大家都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局，一个完整的商业陷阱。说实在话，那个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那几个兽头会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种可能从一开始就几乎等于零。大家都替保利集团担心，担心他们跳进别人下的套。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并非多余。经过20几轮竞价，最后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币拿下了猴头，加上佣金一共818.5万港币，高出起拍价4倍多。
“接下来的铜牛首拍卖更是毫无悬念，又是在保利集团的易先生和台湾那位神秘的电话竞价者之间进行，经过21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对方放弃，保利集团以700万港币的成交价又拿到了牛头，加上佣金共计774.5万港币，也将近高出起拍价4倍。拍卖师刚落槌，全场掌声雷动，持续了三分多钟，门外甚至有人放起了鞭炮，香港的华人都为这两尊被称为‘国宝’的铜属首能归保利所有感到高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保利是代表国家、代表民意来竞拍这两件东西的。场上，连佳士得的工作人员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脸上明显透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
“这场拍卖结束后，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布了相关消息。街头巷尾，很多香港市民都在议论这件事，而且，一些报刊上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猜测，如有一家小报就骇人听闻地描述：“会场上，参拍的北京人带着十数个军人保镖”、“场上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讲普通话”等等。还有的报刊则对易苏昊本人的身份进行演绎，说他是前中国军队的著名将领陈毅元帅的儿子……后来我知道了那是误传，陈毅元帅的儿子名叫陈昊苏。
“那几天，我看到内地的媒体更是欣喜若狂，连篇累牍地报道拍卖经过，庆祝国宝回归，把保利公司的代表描述成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我不知道内地的同行们心里到底是怎样想，这件事对于大多数像我这样的香港媒体人，还有一些圈内知道一些内幕的人，心境却没那么单纯，大家的感觉更像是吃进去一顿不容易消化的美食大餐……”
我的朋友毛先生尽管学成于西方，骨子里却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夫子。他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却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而且还有着高于常人的新闻洞察力，从他向我复述2000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香港的那两场拍卖会，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
“比较佳士得张扬跋扈的风格，苏富比的运作则显得更加隐晦和富于策略性。从这两场拍品相近、内容相同的拍卖会，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之处。先说拍卖会的主题，佳士得明知大陆从政府到人民都很忌讳清末那一段令人屈辱的历史，却仍然不管不顾、单刀直入，定位叫‘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甚至在宣传运作上干脆自爆卖点，让大陆媒体提前恶批猛打、口诛笔伐，搅它个天昏地暗、人尽皆知，然后趁机点燃战火，制造出鹬蚌相争的局面，自己乐得巧取渔翁之利；苏富比则不然，尽管他们要拍卖的东西同出一处，但是他们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刺人感官的字眼，跟在佳士得后面，既享受先行者的炒作效果，又可以少挨几颗子弹。他们此场拍卖主题名是‘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品种概念模糊，年代不清，设计者煞费苦心。可是尽管如此，战火已被佳士得点燃，堵在身后的苏富比这一回还是无可逃避地受到了烘烤。
“2000年5月2日下午，苏富比拍卖会在香港金钟香格里拉酒店如期举行。由于几天前佳士得拍卖会遭遇尴尬，苏富比加强了现场警戒级别，不但动用了人数众多的保安，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些身穿制服的香港警察也加入到治安保卫行列。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卖场，卖场外面照样被抗议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费好大劲才把设备安全运及会场。在抗议的人群中，我发现有我儿子所在中学的一些教师，他们除开散发传单和呼喊口号外，还大声宣读抗议信，信中说：‘国宝是属于包括700万香港市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应该归还中国’！读完抗议信，教师们企图冲进会场，但被保安死死挡住，最后只好让门卫将他们的抗议信递交进去。这一幕刚落，又有人突然手持两张照片冲到警察跟前说：‘警察先生，我们报案，有人盗窃了国宝！’我凑近一看，两张照片正是当天的拍品，一张是圆明园铜兽首，另一张是圆明园流失的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那个警察接过照片笑笑，说了一句：‘你很会搞笑啊！’便把照片还给了那位教师。这一次因为保安和警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抗议人群始终没能冲进会场。
“进入主场后，我发现里面早已是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就连后面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有人在后排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抗议销赃，归还国宝！’
“下午2点20分，拍卖开始，拍卖师刚念出拍品‘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后排就有人打断拍卖师的介绍，连声高喊‘拍卖贼赃可耻！’的口号。抗议者是一位青年人，两位保安架着他退场，他仍然大声呼喊着口号。这时候，门外的人群闻声而动，趁那个喊口号的青年人被推出门之机，又一次向拍场发动了冲击。苏富比工作人员一面全力抵抗，一面打电话向香港警方求援……
“又折腾了一通，拍卖才重新开始。乾隆六方套瓶起拍价420万港币，拍卖师话音刚落，坐在头排的一位身着深颜色西装的男士便迅速举起53号牌。令人费解的是，与几天前佳士得拍场所经历的一样，53号先生的对手又是一位操着英语的电话竞买者，一番激战让在场者暂时忘记了政治内容，投入到胜负的悬念之中。当然，现场有一些知道53号先生来历的人，从情绪上明显偏向他那一边，他每加价一次，场内就报以一阵掌声。可到后来由于二者咬得太紧，别说是掌声跟不上，就连现场的电子记分牌的数字显示都跟不上拍卖师的报价。就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地纠缠到1000万港币后，电话那边的叫价才开始放慢了速度。此时，拍卖师将叫价阶梯从几十万上移到500万，两分钟后，经过40余次叫价，电话那边的竞买者才偃旗息鼓。53号先生以1900万港币的报价击败了对手，在一片爆场般的掌声中拿下了这件拍品。拍卖结束后，一位大陆同行告诉我，53号先生是北京市文物局的代表。
“一小时后，圆明园铜虎首在众人的唏嘘声中被搬上场。叫价前，我曾想跟几位香港同行打赌，结果大家意见却惊人地一致——花落保利。因为大家知道，此时的兽头已经远离它自身的概念了，而且人家保利集团有着很深的国家背景，既然他们在前一场拍卖中已经尽显不惜血本、志在必得的气势，还有哪个买家还敢真的跟他们叫劲？我们一致判断，这只兽首的成交价肯定要比佳士得拍场上的那两只要便宜得多。可是对于我们媒体人士的判断，几个香港本地的资深艺术品经纪人却不认同，他们判断：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只老虎头的成交价肯定要比前面的猴头和牛头高得多。
“结局是，我们的判断有错。保利的竞争对手倒还是那位操着英语的、据说是台湾人的神秘电话竞价者，但是最后成交价却达到1400万港币，是上一场拍卖两只兽首成交价的两倍……
“事后，香港媒体都开始议论起一个人，那就是台湾寒舍集团总经理王定乾，他几次在别的竞争者将要退出竞拍时半途杀入，继续接力与大陆买家竞价，仅那只六方瓶，他就让北京文物局多掏了将近900万人民币，要不是现场有人怒喊“打倒卖国贼”，不知道他还要竞争到什么价位才肯罢手……”
佳士得、苏富比两起涉及圆明园被抢文物遭到拍卖后的第3天——2000年“5.4青年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出席了香港“千禧青年成人礼”。在大会上，特首先生语重心长地向一大批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出生长大、又耳闻目睹了此次拍卖风波的青年们说：“为什么四件清朝末年的文物在香港拍卖，居然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这么大的反响？主要的原因是这四件文物不单是国宝，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失落带出了国家当年的一段耻辱的历史。香港市民对这四件国宝在香港拍卖所作出的强烈反响，表现了香港市民的爱国情怀；表达了我们的希望，希望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厄运，不会再降临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头上！”
董建华先生这一番祷告辞般的话语，可以点亮善良者的心智，然而却无法阻止利欲熏心者的恶行。2000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香港的两场拍卖事件过去后7年，香港苏富比又一次重复上演了一场恶作剧：当年由台湾寒舍集团花18.15英镑(202万元人民币)从伦敦苏富比买回的圆明园铜马首，以6000万港币的天价被重新悬挂上香港苏富比的拍台之上，并公开打出“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的刺激性标题。于是，一段完全按照2000年那两场拍卖事件复制的“闹剧”，令人厌烦地开始重演：多方抗议——抗议无效——高价拍卖。唯一的区别是，此次拍卖没有公开进行，而是改由苏富比的一位高官和一位台湾商人从中“撮合”，以包括佣金6910万港币的价格被澳门富豪何鸿燊购得，后赠送给保利集团博物馆存放。除开这只马头之外，何鸿燊先生还曾于2003年以600多万港币从纽约协商买回铜猪首，也赠送给保利博物馆一并保存。至此，圆明园流失的12生肖铜像，除开5只未露面、两只在法国，其余5只，都保存于保利博物馆。
对于圆明园12生肖铜像的拍卖，中国两位文物界的老前辈却始终表现出难得的清醒。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一个铜马首，就6000万港元，开什么玩笑？该回归的要回归，但回归的渠道不一定是买……是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以后此类事情也不要再干了！”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说：“作为庞大的圆明园建筑无数构件之一，大水法中的12生肖本身价值并不重大，其工本、工艺等并不特别，价值顶多几十万元人民币而已。它们的价值，不是经济和艺术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因为这是侵略者的罪证。将当年以强盗行径劫掠的中国文物用天价拍卖，无异于敲诈，既可鄙，也可耻！”
接二连三的圆明园兽首天价拍卖，一惊一咋、没完没了的神经刺激，也让国人从狂热的“回归”炒作中逐渐趋于冷静，不少人开始思考：晚清以来，中国被抢、被盗、被走私出境的珍贵文物数以百万计，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文物的真正价值都要比圆明园铜兽首高得多，假若都像这样买下去，不说国人的颜面全无，恐怕穷尽国库民仓也难以全部赎回。同时，许多头脑较为冷静的学者纷纷提出疑问：这一场场拍卖闹剧后面的炒作者是谁？得利者又是谁？
国人清醒了，可老外不知道，还是有人想趁火打劫、继续玩弄中国人的爱国情感。于是，又一场场面更大、波及面更广的圆明园“兽戏”，在马首回归后的次年跨国上演……
中国鼠兔的“巴黎革命”
时间：2009年2月。
地点：法国巴黎大皇宫。
受访人：艾琳女士(Loulou De LaFalaise。鼠首、兔首持有者伊夫·圣罗兰先生的生前好友；阿里克西(Alexis。巴黎古董商)；赛何(Sehe。巴黎古董商)；皮埃尔·贝杰(PierreBergé。鼠首、兔首拍卖人) 。
采访人：罗曼。
文字整理：本书作者。
新闻背景：
2008年6月1日，法国著名时装大师伊夫·圣罗兰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71岁。
2008年10月，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公告：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在巴黎举办“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拍品中有两只来自中国圆明园的生肖铜像——鼠首和兔首。内部估价均为800万至1千万欧元，总价高达人民币2亿元。
2009年1月16日，由北京律师刘洋发动，国内80名律师组建了“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志愿团，希望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阻止拍卖、追索国宝。
2月9日，律师团在确定暂以“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为原告的基础上，向佳士得公司和皮埃尔·贝杰正式发出律师函和律师声明，申明了反对拍卖的立场，事件进入法律程序。
2月12日，佳士得公司回应，称“本月23日的拍卖需要如期举行。”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回应此事说，拍卖战争中非法掠夺的文物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而且有悖有关国际公约，希望有关方面慎重考虑。
2月17日，圆明园管理处首次正式回应称，圆明园不赞成流散文物进入拍卖市场，也不赞同以“回购”方式买回被别人掠夺走的中国珍贵文物。
次日，两兽首持有人皮埃尔·贝杰发表讲话，声称：“与其被两个兽首激怒，不如多关心人权问题，如果中国让达赖回西藏，我会将两个兽首亲自交还给中国。”公然以所持中国文物相要挟，挑衅中国主权，受到海内外华人强烈抗议。这一场艺术品拍卖会进一步被政治化，引发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2月18日，佳士得回应中国政府：“鉴于拍卖必具的公开性质，我们很难承诺能使其无条件回归中国。但佳士得在力所能及的平台上予以最大力度的支持，为艺术品回归提供协助。”
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佳士得国际首席执行官爱德华·道尔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佳士得曾私下接触中国政府，表示可以“以比低价投标者愿意出的价还低得多的价格”卖给中国，但是中国政府表示了拒绝。
2月20日，佳士得公司公开声明，“由于将拍卖的铜首拍品拥有明确的法律持有证明，因此拍卖将如期举行”。
2月23日下午，法国巴黎大审法院作出判决，以申请人“无直接请求权”为由，驳回关于要求停止拍卖圆明园兔首和鼠首文物的诉请……
有许多大剧的情节发展，并不一定完全按照编导的原始脚本演绎。就如同出自中国清朝圆明园里的那几只生肖铜像，自打被台湾寒舍集团买去以后，就一直被迫充当一系列商业大戏的明星主角。但是，在后来的连续化过程中，它们不断地被重新包装、重新演绎、重新估值，最终甚至脱离了第一编导的想象空间。
有口皆碑，巴黎是个浪漫的城市，它的浪漫并不只是体现在淑女们的花袖藏香、绅士们的玫瑰不离手，这座城市的历史更让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获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所无法得到的荣誉和幻想。是的，没错，你不用去阅读莫里埃、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大部头著作，也无须理会拿破仑、弗路朗斯、戴高乐的庸长演讲，你只要听听《国际歌》、听听《马赛曲》、听听《为一块牛排就出卖巴黎》；你只要看看巴士底监狱、看看巴黎公社墙、看看凯旋门，你就可以明白什么是无产阶级的Utopia?什么是资产阶级的Romantique？什么是法国人的浪漫基因和视觉调色板？
噢，当然，我不会忘记维克多·雨果，但是并不建议大家去阅读他那本早就被法国人遗忘了的《悲惨世界》，只是推荐他写的一封信里面的一段话：
“……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生于法国、属于全人类的维克多·雨果是举世无双的天才，他于一个半世纪前写给侵华法军上尉巴特莱的信，150年后竟然完完全全、一字不漏地被演绎成巴黎大皇宫里的一场活报剧。2009年2月，我的朋友罗曼教授在巴黎为我生动地记录了那一场被世界媒体称作“世纪拍卖”的闹剧。
我知道这件事很晚，在佳士得拍卖预展的第二天才匆匆从美国回到巴黎。刚进家门就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我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博士研究生打过来的：“教授，出事了！”她好像挺着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政治热情很高，民族自尊心也特别强，多年前我初来巴黎时也跟他们一样。
“是我们的项目经费不能续拨吗？”她在协助我做一项东方美学史的研究课题。
“不是，您上网看看新闻，圆明园拍卖的事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圆明园都烧干净了，还有什么可拍卖的！”正这时，手机响了，是我的中国老师吴树先生发来的短信：“请帮我关注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具体采访提纲我已给你发过E-mail……”
我打开电子邮箱，先生发过来一串儿采访对象的名字：“皮埃尔·贝杰(兽首持有者)、柏纳·布莱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作者)、伊夫·圣罗兰生前好友……
我知道，这是先生的新书《谁在拍卖中国》所需的素材。先生是个完美主义者，很较真儿，笔触到哪儿，都力图把其中每一个细节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做不了“快手”！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要把文学歪曲成历史，他说如果能做到那样岂不尽善尽美？
为了先生的“尽善尽美”，我按照他的要求，对两只兽头的拍卖事件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艰难调查。
GrandPalais(大皇宫)，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虽然说巴黎不缺少气势宏伟、令世人仰慕惊羡的古代建筑，但这座100多年前为世界博览会所兴建的“后起之秀”，仍以它那数百公尺的地面跨度、错乱的时空装置、标新立异的建筑风格，毫不逊色地成为巴黎最显著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度、使用何种语言，倘若你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法式浪漫，只要你在这座遭遇人智与铁硅元素奢侈结合的建筑物跟前多停留片刻——阳光下面熠熠生辉的玻璃穹顶、变幻万千的罗马柱、充满了原生宗教精神和现代叛逆手法的雕塑——你会由衷地感觉到一种突破原罪的匠心：是音律？是声色？
从赴巴黎留学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位异族公民，我曾经多次到过大皇宫，但像今天这般心绪不安，还是头一次。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被法国文化浸染多年的学者，要完全进入先生那种充满民族义愤的境界，真是有点勉为其难。
大门一侧，高高悬挂着Yves Saint Lauret和PierreBergé这一对同性恋人的巨幅照片。照片的上方是已故服装设计大师圣罗兰，他一如既往地架着黑色宽边眼镜，用那双标志性的忧郁之眼，注视着每一个来大皇宫参观他的遗藏的不速之客；照片右下方的贝杰双手合十，傲慢不屑地雄踞高墙。他是圣罗兰所有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挑起这场中法争端的始作俑者。我曾经在几次服装秀上见过此人，张狂、放荡不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他与圣罗兰的恋情中，他一定充当绝对的男主角。
凭良心说，在所有展品当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铜兔首和铜鼠首真算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尽管它们被放置在预展大厅一隅，却享受着两样特殊惠遇——罩着两只特制的玻璃框、未被公开标价。
好笑，难道还怕它们逃跑了不成？
“让你们中国人大动肝火的就是这样一对小东西？”我的法国朋友艾比尔问我。
怪异！回中国时，亲爱的同胞们说我是“法籍华人”，回法国时，可爱的法兰西公民称我作“你们中国人”。此刻，看着两只小动物，我还真心生怜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觉悟。
“我们中国人怎么了？这一对小东西怎么了？不值得尊重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哪怕是一只餐刀，只要是我们家里的东西，被你们抢走了就是不行！就得归还！”
艾比尔有些惊恐地看着我。是啊，我今天怎么了？
“等等！亲爱的。”艾比尔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你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是不用刀叉的……”
可恨的法国佬，笨死了！
这时候，周围上来几个法国记者，他们围住两位中国留学生连珠炮似地提问：
“会有中国人来参加竞买你们的国宝吗？”
“你们怎么看待这场拍卖？”
“能告诉我什么是12生肖吗？”
有一位中国学生用流利的法语回答：“我们中国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和12生肖联系在一起。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肖，所以我们的铜兽首一个也不能少。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系，也是我们的感情所系！无论这两件兽首是怎样出现在这里的，他们都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中国具有自己的文化主权，这是所有有一点文化和法律常识的人都应该了解和知道的.……”
真不错，那位中国留学生坦荡机敏的答话，让我烦躁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开始顺着先生的思路找到了一些感觉。
“小姐，请问您是中国人吗？”有记者冲我问道。
“她不是，她是法国公民！”艾比尔抢先代我回答。这是他的致命伤，不懂幽默，偏偏又想做一个懂幽默的男人。
“你才是法国人呢！我是中国人！”我瞪了艾比尔一眼，向他吼道。他一定以为我疯了，跟在后面不敢再吱声。
“好样儿的，姐们儿，掰了他，洋鬼子！”旁边一位“自家人”朝我喊。
“By-liao-ta？什么意思？”艾比尔问我。
我凑近艾比尔耳朵告诉他：“他们让我朝你屁股踢一脚！”便再也没理会他们，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这也是吴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之一。
这时，左边一位法国记者突然大声说：“你们中国人要想归还兽首也不难，贝杰不是说过，只要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就把兽首送给你们！”
这一挑衅性的问题使得现场气氛倏地紧张起来，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怒不可遏地冲到那人面前：“你这是新殖民主义的政治讹诈！跟你们的老祖宗八国联军如出一辙！你们休想……”
场内新闻管理人员害怕事情闹大，赶快上前将那个法国记者请到别处。
“请问小姐，中国人为什么对拍卖两只小动物如此敏感？”一个摄像镜头——我看不见人——用英语冲我问。
“你可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我突然想出一个恶作剧。
“当然……”摄像机说。
“您知道为什么你们英国人讲话时有一个字母老发不出声音吗？”
“不知道，真有这事？”
“那是当年被法国侵略军给吓的，他们也曾经占领过英国，不是吗？你的祖上被他们抢过吗？当然，你们抢别人的次数远远多于被别人抢。维克多·雨果，你总该知道吧？他说，‘两个强盗’……”
“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摄像机被放下，后面果真是一位英国电视台记者，而且他还会说那种一字一句的“顿号中文”。“我是、中国、留学生，我，热爱、中国。”
这位帅哥还自以为精通汉语吧？留学中国都被他说成中国留学生了！
“请用英语讲话吧，那样我们交流起来更顺畅。”我说。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非常理解中国人的感情。希望中法两国政府好好协商，妥善解决，让两只小动物回到中国动物园里去……”
虽然那位英国帅哥是我当天遇上的少数几个偏向中国人的外国记者之一，但是他那种幽默我听了不是很舒服。仔细一想吧，可能还是自己的内心在打架，导致情绪失控。
走出展室回到大厅，心情平静了许多，见几个中国学生正在排队购买拍卖图录，而且还有人让桌子旁边的一个法国人在图录上签名。
是贝杰？对，是那个傲慢的家伙！他一面笑容可掬地在图录上签名，一面不住地说：“谢谢、谢谢……”
图录很厚、非常精美，长达1800页，重10公斤左右，每本价格200欧元。轮到我了，贝杰习惯性地要在扉页上签名，我拿起书，没让他落笔，礼貌地说：“贝杰先生，我是法兰西公民，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吗？”
“当然，希望是一个在两秒钟之内就能够回答的问题，这么多，包括友好的中国人，都在等着我签名！”贝杰不无得意地说，语调中故意突出“中国人”的发音。
“我的问题是，您缺钱花吗？”
“……当然不是这样，您一定还知道，这一次拍卖的全部所得，都将捐献给艾滋病研究机构！”
“噢，您不缺钱，那您一定就是缺心眼儿！”尽管我努力让他能明白这句带京腔的法语准确含义，但贝杰还是愣住了，原地定格，连脸上的笑容也暂停了，可能是在思考这句话是褒还是贬。别说是贝杰，就连旁边几位中国同胞，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这也并非本人的幽默样式，我只是替人把这句极具攻击性的语言翻译成法语，并说出来而已。
“对不起，我是替我的一位中国老师向您发问，他也是一位文物爱好者！”我拿起图录匆匆走出大厅。我感觉到脸上发烫，尽管这只是一次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拙劣表演，但说完以后，我心释然，因为我知道，远在故土忍受重病折磨的先生听完这段戏文，一定可以开心片刻。
按照先生提供的访问名单，我又找到了圣罗兰生前的一位女性朋友——艾琳女士。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女朋友”的说法，是因为圣罗兰先生一生未曾有过异性婚姻，粗鲁傲慢的贝杰是他唯一的伴侣。
“可怜的Yves SaintLauret，你们中国人对他太不公平！那两只小动物又不是他从中国抢来的，凭什么要让他的灵魂在天堂里受到那么多的指责？”看得出，艾琳女士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女人，她曾担任圣罗兰的设计助理数十年，是圣罗兰为数不多的女性朋友之一。她告诉我，当年圣罗兰先生是从法国古董商爱立克斯那里买下那两只“中国小动物”的，他非常喜欢收藏，这一次在大皇宫拍卖的全部拍品都是他一件一件买回来的，可惜全部都将转手给别人。
“我真不理解贝杰先生，他真的非得这样做吗？”艾琳女士自言自语地说。
“您知道当年圣罗兰先生购买中国鼠兔花费了多少钱吗？”我问。
“不知道，他买古董回来从来不透露价钱。他只是喜欢观看、抚摸那些东西。哦，可怜的Yves SaintLauret，假如他还活着，一定不会舍得把这些宝贝都卖掉……”
我很幸运，在艾琳女士的帮助下，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当年把兽首卖给圣罗兰先生的上家——法国古董商爱立克斯。
“您怎么找到我的？听说有很多记者都在找我，各个国家的都有。邻居们都说，‘爱立克斯，你现在是世界级的超级明星了！’可是我很沮丧，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一个缺乏远见的失败商人。23年前，我将这两只来自中国的青铜兽首卖给了圣罗兰先生，仅仅收了他几十万美金！你看，这一次拍卖的估价就达到800-1000万欧元！难怪有人说，上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有钱人更加有钱……”爱立克斯告诉我，他是从NicolasKugel兄弟手上买到这两只兽首的。
后来的采访不顺利，一直到拍卖结束后，我才找到Nicolas Kugel兄弟。
“我们真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对那两个小东西如此疯狂，当年我们是从一名奥地利传教士的后代手上倒腾的，就像卖非洲木雕一样摆在地摊上，大概也就花了几千美元吧！那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家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皇宫的精美瓷器和金银器，我那时候没钱，就挑便宜些的买了几件，可惜卖得太早了。难怪有人说，上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有钱人更加有钱……”非常滑稽，似乎所有法国古董商都会说这一句嘲笑自己、捎带上帝的俏皮话。
2009年2月23日，由于兽首事件被全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法国佳士得专场拍卖，终于趁热开锣，一连数日，许多法国报纸用“世纪拍卖”的字眼作为通栏标题，继续为这场拍卖会添上最后一把火。
2月25日，我有生第一次体验艺术品拍卖会。大皇宫的场面确实壮观，成千上万的交易商、收藏家和来自各个国家的新闻记者，排着队涌进巴黎大皇宫。外面台阶上还坐了许多被堵在门外没能进场的观众，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还有部分来自中国的新闻记者。
看到这种情景，我内心浮起一阵莫名的凄凉，为了这些因为想伸张正义而受到奸商佳士得冷落的中国同胞。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开始理解华人留学生的感受、他们反对拍卖华宝的呼喊、指责贝杰傲慢政见的愤怒，当然也包括我的先生诗人式的狂躁……
意外的是，在会场外面，我碰上了《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作者、法国历史学家柏纳·布莱赛，他正在不厌其烦地向过路的法国人讲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并且无偿的向他们赠送自己的书籍。同时，他还大声宣读了他写给法国总统的信。信中说，作为一个法国公民，他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归还由英法联军抢掠的中国文物的要求是正当的，作为法国总统，您应当敦促有关方面，将所有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全部无条件归还中国……
下午3时左右，我进入拍卖大厅，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大约1000多个座位、几百个站位都满无虚席，数百名记者正忙着准备做现场报道。
3点30分，为期三天的最后一场拍卖正式开始，100多条电话线路也同时开通，场内场外无障碍竞争，像我这样的外行，只听得见拍卖师一串连一串儿爆豆子似的报价、成交，报价、成交，成交一件，一阵掌声，究竟拍卖师说了些什么，就算像我这样谙熟法语的圈外人，也没办法听明白。
轮到两只中国兽首开拍了，起价就很高，鼠首900万欧元，兔首1000万欧元，竞价者远没有前面一些拍品多，好像只有两三个买主通过电话竞价。我紧张地盯着拍卖师，真希望他那只小槌魔幻般地消失，因为此刻我真正懂得：只要一落槌，便会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会为之心碎。但这一刻很快就来到了，大约5分钟左右，两件编号分别为677、678的生肖铜像迅速成交，落槌价一共28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个多亿。
全场掌声雷动，鼓掌的几乎全是欧洲人。这两件拍品的持有者贝杰更是高兴得无以名状，他疯狂地上下挥舞着紧攥拳头的双臂，嘴里不知道在喊叫些什么。
在热烈的掌声中，皮埃尔·贝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此次拍卖的成功，给经济危机下乌云密布的的巴黎送上了一抹温暖的阳光……这表明，艺术品并非只能在伦敦或纽约出售，我认为现在其它拍卖也可以在这里举行了！”
历时3天的“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尔热艺术珍藏”拍卖会，在贝杰张狂的笑声中落下了帷幕。这场被称为“世纪之拍”的拍卖会一共拍得3.73多亿欧元，其中多件艺术品拍卖价格打破了记录。
在拍卖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只中国铜兽首的神秘电话买家究竟是谁，成为各国记者们追问的热点。但拍卖方以职业道德为由，拒绝透露买家的身份和国籍。第二天，我从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得知，那两尊铜像是由佳士得拍卖行印象主义和现代艺术部联合经理托马斯·塞杜根据匿名收藏者的电话指示代为购得。关于买主的信息，媒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美籍华人说、有“假拍”之说，还有人推测是被一家准备到中国发展的法国企业拍得，打算捐给中国政府作见面礼。
巴黎拍卖结束后，中国文物局宣布了对佳士得拍卖行的制裁措施，即根据中国有关法律，严格审查佳士得在华业务往来，严禁该公司有任何违禁拍品进出中国。
佳士得方面对中国文物局的报复措施表示遗憾，同时表示不在乎，对该公司今后在香港的业务仍然充满信心，说香港佳士得依旧是该公司在全球的三大拍卖市场之一。
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整个兽首拍卖事件过程中，法国大部分主流媒体都采取了非常冷漠的态度，没有表达出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有的同情与尊重，有的媒体甚至对此冷嘲热讽。拍卖结束后，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如此调侃：“中国官方毫无意义地宣称这些文物是北京颐和园黄道喷泉的组成部分，是1860年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军队偷来的……”更有一些报纸，对中国人将兽首称作“国宝”进行了不堪入目的挖苦和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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