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舒炜
无论如何，在纪念邓小平的各类文章中，四川都是少不了的一部分。
不回到那个年代，或许无法充分理解那份情感。我们并非要浓墨重彩去展开邓小平在历史舞台上的大时代。而是尽可能找齐一切符号，还原邓小平和家乡之间的点点滴滴，并把这些韵味，沉淀在时间的河床里。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也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建国后，他也是从西南开始积累理政经验，并走向全国。离开广安的时候，邓小平15岁。他可能并没想过，自己一生都不会再回来。但其实不用纠结，因为他的思想和灵魂，早已传遍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而邓小平对家乡看似平淡的感情，也早已散发出理性的光芒。
或许，这才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唯一执掌地方的经历，但正是这短短的2年零8个月，使他累积了大量治国安邦的经验，为日后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埋下了伏笔。”
百废待兴的西南局岁月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1949年，邓小平回到了阔别29年的山城重庆。16岁时，他从这里启程出发，带着少年的踌躇满志；如今，他已是中共西南局的第一书记。然而，举目望去，敌特未平，西藏未定，物价飞涨，金融混乱，这里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吴启权30年前就开展研究，他对邓小平的一生故事倒背如流。他笃定地告诉记者：“正是邓小平的智慧和魄力，才能迅速扭转西南局势。”
牵牛要牵“牛鼻子”
当时的四川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营垒，其金圆券银圆券全都烂在这里，工商界和普通百姓受苦很大。
原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张钧陶回忆，那时，1块银元可以兑换25亿金圆券。为此，有人建议金圆券作为反动政府的法定货币应当宣告作废，邓小平则说，共产党不能欺负人民，一律折合成人民币予以兑换。
一时间，银行收兑点人满为患，人民币库存量极速下降。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干部们着急了，他们找到邓小平要对策，邓却出奇平静，淡淡说了五个字：“我只要三天。”
三天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各大银行柜台上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原来，邓小平早已预料到挤兑风险，15天前就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支援2000亿元人民币(旧币)供应。
平息了挤兑风潮，人民政权又相继打赢了“大米战争”和“棉纱战争”。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广受称赞，可他只是说：“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
稳定了市场，但仍有更大的挑战。据史料记载，1950年，重庆有产业工人25万人，其中1/5处于失业状态；贵阳有3万工人，1万人失业；成都有2万工人失业。
要根本上改变严峻的经济局面，邓小平牵住的“牛鼻子”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当年1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局响亮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
邓小平还首创性地指出“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他认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
一系列举措，使饱受战争破坏的重庆市工商业很快复苏。到1952年底就全部恢复了生机，工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水平。全市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市场销售总额分别比 1950年增加了76.36%和55.22%。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比建国初期更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局面，主政西南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中国经济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演进过程，与30年前的重庆实践如出一辙。
“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1950年1月，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修建成渝铁路。
当时，全国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王震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当然早有准备，他讲了三点。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达。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毛泽东被说服了，中央下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资助修路。同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数十万军民扛着钢钎步枪，一边取材筑路，一边剿匪。
参与修路的战士彭有正回忆：“那些土匪和特务极不安分，他们向筑路军工喝的水中投毒，幸亏抢救及时，战友们才没有人员死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投毒的特务，被我军枪毙在嘉陵江里，那场面真叫一个险。”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邓小平兴奋地说：“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他旋即挥毫题字，喜不自禁。
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设的铁路。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条建成的铁路干线，竟是在最晚解放，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建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这一思想贯穿邓小平日后执政的始终。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他就选择以铁路交通作为突破口。
1978年秋，邓小平在日本考察新干线时曾感叹：“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一语双关，全世界都感受到这位老人跳动的脉搏。
“离开知识分子不行”
解放初期，全国各地都抽调大专院校和高中在校生进入部队、机关工作，以克服干部队伍严重短缺，保证新区工作的正常开展。1951年上学期，西南地区大、中学校在校生人数，比前一学期减少了23%。
1951年3月19日，西南局作出规定，明确要求不许任何方面私自动员在校学生参加工作，禁止动员学生占用学习时间参加搞校外活动，禁止任意停课或占用校舍。文件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应着眼于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坚决克服各种本位的、短视的倾向。”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当时的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教育问题开展批评。邓小平还亲笔修改了报社的社论稿，他说：“对于所有乱抽乱调的单位， 报纸都要公开点名， 否则此风刹不住。”
邓小平及时纠偏，令西南地区的教育乱象基本得到克服，学校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教育问题在邓小平心中一直举足轻重。1977 年，他刚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教，采取果断措施对学校教育“拨乱反正”。邓小平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早在1950年3月6日，邓小平就在重庆告诫过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
由此可见，从主政大西南到领导全国现代化建设，从西南地区纠偏到全国范围“拨乱反正”，虽然其内容、规模、力度都不尽相同，但邓小平关于学校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必须稳定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仗到底打完了没有？”
随着西南各省区迅速得到解放，少数干部滋生出腐败蜕化的思想。有人开始怕吃苦，讲享受，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有人以功臣自居，闹级别、闹待遇，甚至公开伸手要官；有人留恋大城市生活，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和小城市开展工作；还有人大闹家庭“改组”，甚至违法重婚……
国民党特务此时到处散布：“共产党进城要不了几年，就会‘红的进，黑的出’。”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旋即查处了绥阳县长李民等一批官员。1950年1月17日，他在重庆鹅岭召开的二野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有针对性地发问：“西南的仗到底打完了没有？”
全场鸦雀无声。他随即严厉地指出：“所谓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住乡村，不愿住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也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各级领导能否以身作则，与队伍是否变质关系尤大。
他率先垂范，与刘伯承、贺龙三家10余口人挤住在曾家岩一幢两楼一底的小楼里，邓家8口人住在最窄小的三楼。
西南局也及时发出通知，明令领导机关采取集体办公制，住房窗户可以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不必要的家具坚决不买，并要求所有人不准有小公馆。邓小平还督促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以便随时揭露与清除干部中的腐败现象。
邓小平还主张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于那些由于干部作风很坏而致形成僵局的地方，必须调整干部。
邓小平说：“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领导上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
那时候，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搞强迫命令，作风粗暴。如有的工厂选举代表，因干部对选举结果不满意，就强迫群众重选，群众有意见，即以“破坏”的罪名威胁群众。
1951年夏，邓小平直接支持《新华日报》批评了重庆市三区人民政府压制民意的倾向，要求报纸顶住压力，要坚持真理，不应动摇。
而就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强调反腐的重要性。他说过：“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这些严厉表态，让人不由想起那个站在鹅岭发言台上的第一书记。
对邓小平在西南的探索，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描述：“负责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中心方圆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才干。毛泽东为他的工作态度再次受到感动，把邓召回北京。”
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胡学举评价，尽管在西南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却是邓小平最年富力强的时光。他作为一个大区级的负责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日后走向中央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吴启权则认为，邓小平主政大西南，说明了为官一任，不但能够造福一方，更能够积攒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当下新一轮深化改革，需要各地主政者的响应与实验。
上世纪70年代末复出之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曾四次踏上天府之国的土地。巴山蜀水间，留下了伟人的一段段佳话。
改革开放后的四川足迹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邓小平与四川之间，注定有太多的故事。
一口浓浓的川音，伴随了伟人的一生。邓小平爱吃四川豆瓣、川味回锅肉，直到晚年，既对家乡生产的布鞋情有独钟，又调侃“家乡人给小鞋穿”……
1978年：为家乡改革大业指路
1978年1月至2月，复出仅半年时间的邓小平便来到四川。尽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邓小平却亲自为家乡的改革大业添了一把火。
2月初，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邓小平在四川听取工作汇报时向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省领导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很快，四川省委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也正是此次四川之行，邓小平提到了一个在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概念——旅游产业。在与四川省委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的建议：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要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
邓小平还亲自为成都的旅游发展支招：“成都和灌县可以联起来，去游览可以乘汽车，也可以坐直升飞机去，20美金一个客位，票贵一点没关系，人家有钱，就怕你没有直升飞机让人家坐。”
视察期间，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毛毛等一起会见了来自家乡广安的代表。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如今家住广安城区春天花园小区的邓欲治老人，就是那次会见的亲历者。时隔多年后，邓欲治还回忆道：“小平同志说话很实在，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空话。比如我汇报说老家那个水库每年都要整治水渠，他就说那多用点石灰、水泥好生砌一下嘛。”
1980年：七十六岁登峨眉
1980年7月3日夜，邓小平乘坐的列车穿过秦岭山地，进入广阔的、已经重新显露出勃勃生机的成都平原。7月5日上午，邓小平启程前往慕名已久、自古有“峨眉天下秀”之称的峨眉山风景区游览。
在崎岖的山道上，邓小平亮出洁白的短袖汗衫，将裤管挽得高高的，从净水河边的桂花场，踏上有4公里长的坡道。“登山不用杖，脱帽舞东风。”邓小平径向“白水秋风”的万年寺健步攀登。在登山道上，邓小平额头上不断冒出豆粒般的汗珠，大家一再劝他歇歇再走，但他语气坚定地回答：“要登山不止嘛！”
峨眉山上，一群老大娘本来是埋头默念“阿弥陀佛”登山的，在“小平同志好”的呼喊中，都纷纷抬起头来向邓小平同志合掌祝福。一位年岁较大的老大娘情不自禁，“咚”的一声跪在道旁的草甸上，牵着邓小平的衣衫，连声高呼：“你老人家才是活菩萨啊！”
邓小平急忙伸出双手把老大娘扶了起来，亲切地问道：“老人家高寿了？”
“我今年满76喽！”老大娘回答。
邓小平说：“哎呀，我们两个人还是‘老庚’(同龄人)哩！日子过得好吗？”
老大娘眉毛都笑弯了：“比以前好到哪儿去了！土地到了户，任务落实到人头上。现在政策好，大干大发，小干小发，哪个还不甩开膀子干哟！”
邓小平连连点头说：“好，好，好……”
现任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马元祝，那时还在峨眉县计委工作。他与家人则有幸同邓小平两次山中偶遇。
在万年寺，马元祝一家碰见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马元祝的女儿马千里在电视里见过邓小平，就高兴地大声喊道：“邓爷爷好！”邓小平问马千里：“你几岁了？”“我5岁。”“你叫什么名字？”“马千里。”邓小平笑道：“马千里。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走后，他们一家又在山上游览了一会儿，开始下山。没想到，在清音阁，他们又与邓小平等一行人相遇了。 马千里欢快地喊道：“邓爷爷好！”邓小平向她招手说：“马千里，过来，过来！”马千里就脱开妈妈的手，跑了过去。邓小平抱起她来，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随行记者立刻拍下了这个镜头。
这一次巧遇的十多年后，马元祝成了峨眉山管委会的党委书记。马元祝始终铭记的，则是邓小平在那次登山途中留下的指示：“峨眉山是个文化型的风景区，是一个宝库。要做好保护，要做好规划，要综合开发；要加强建设，加强管理。办事情要有登山不止的精神。”
1982年：盛赞四川是“改革之乡”
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到成都，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欢迎金日成的招待会上，邓小平说：“四川是改革之乡，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较早的实现了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议金日成主席来这里看一看。”
邓小平还陪金日成来到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曾德昌家、社员贡崇林家视察沼气，并兴致勃勃地亲自解说。在考察途中，邓小平说：“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他还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
四川的一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二滩水电站，也与邓小平此次四川之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曾去渡口市(今攀枝花市)调研。回到北京后，方毅给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攀枝花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做出批示：“我看这些意见都很重要，问题是，每一项都应认真落实，力避拖延。”
借着这次四川之行，邓小平旧事重提。在从成都返回北京途中，邓小平听取了二滩水电站的建设汇报，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两年就过去了。”
1986年：见“父母官”，与家乡人民欢度春节
1986年1月31日至2月14日，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和全家回四川，同家乡人民一道过春节。
正月初五，邓小平在下榻的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及南充地委的负责同志康咸熙、冯希尧等。一见面，小平就神采奕奕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说：“好啊！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
在和大家一一握手时，小平同志问起了他们的姓名，回头看了看罗国兴和王洪峻，亲切地、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
家乡的“父母官”还受到卓琳的热情接待。卓琳询问了家乡近几年来建设的情况。在得知罗国兴、王洪峻两人都年轻的时候，卓琳高兴地说：“年轻人正是干事情的时候。小平同志经常讲，要给年轻人压担子，对年轻人要放手、放心。小平同志当红七军政委的时候，也才二十几岁嘛。”
邓小平也把打桥牌的爱好带回家乡。邓小平在成都期间，工作人员特意找来两名四川桥牌队的队员，邓小平则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作搭档。不料几局下来，川队的两名队员连连败阵。小平笑着说：“川队没水平吗？把你们的硬本事拿出来嘛！”川队的两名年轻队员说：“想不到邓主席桥牌水平这么高，我们愿意认输。”
邓小平对家乡的饮食同样情有独钟，尤爱吃四川的蔬菜。他在吃豌豆尖时，饶有兴致地讲了一个故事。原来桂林的豌豆尖不像四川那样只选豌豆苗的嫩尖，而是把豌豆苗的茎也掐下一大截，因而显得比较老，不好吃。邓小平风趣地说；“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
1986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回到四川。不过一代伟人与家乡之间的故事，却一直在继续。1993年，邓小平的妹夫张仲仁在找遍全国无觅处的情况下，带着小平同志曾经穿过的两双布鞋，来到成都郫县唐昌鞋厂。邓小平曾经穿过的布鞋，圆口型，鞋面是黑色直贡呢，鞋底为全新纯棉白布，是一双传统工艺布鞋。
工人们精心制作，最后从十双布鞋中选出最漂亮的五双带去北京。张仲仁把五双布鞋带到北京，邓小平不断称赞做得漂亮，立即要穿，全家人都围着观看，张仲仁取出第一双，怎么也穿不进去，又取出第二双、三双……糟糕！五双鞋一双也穿不进去。天真无邪的小孙子们在一旁笑起来：“嘿！给老爷爷小鞋穿……”俏皮话冲淡了紧张空气，邓小平风趣地说：“家乡人给小鞋穿”。张仲仁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四川方面，并送来两双邓小平穿过的布鞋做鞋样。工人们连熬了两个通宵，做了两双新布鞋。最后邓小平十分满意，并喊再做几双。
李克强2008年2月参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当邱丽琴讲解至改革开放时，他精神振奋，尤其讲到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时，更是开怀大笑。
小平身后的广安故居
文_本刊记者 高洪云
“我认为老人家是有回乡想法的。1986年春节时，他在成都过年，在金牛宾馆接见了广安的地方官。那段时间正好广安有一个民警把手枪丢了，很危险。况且，那时从成都到广安，交通很不便，翻山越岭，可能一天时间都到不了。再说，老人家也很忙。”8月16日，邓小平故居讲解员邱丽琴对廉政瞭望记者说。
广安作为小平故里声名远播。虽然邓小平年少离家，终生未返乡，但在他身后，广安邓家旧宅被重新修葺。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瞻伟人诞生地。
邓家人“回家”
邓小平一辈子没回老家。但在当地官员看来，邓小平内心是很念乡土情的。
1978年和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先后两次召集了广安的地方官，叮嘱他们“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带领广安群众脱贫致富。”
邓小平在世时，当地政府曾对邓家老宅进行过很简单的修护。伟人离世后，故居于2001年6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底至2004年夏，故居才开始修缮、扩建。
从九十年代开始，邓家子女陆续地回乡探望了。
节约是邱丽琴对邓家人的评价。“2004年，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回乡，当地安排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看到这些饭菜，邓家人不太高兴。最后她们把没吃完的饭菜打包了。”
邓小平说了一辈子的四川话，他的子女却没有继承乡音。1995年9月，邓小平专门让邓朴方代替自己回了趟广安。刚分配到故居工作的邱丽琴对此印象很深。“那一天特别热，我守候在一旁，看到邓朴方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我赶忙送上湿毛巾。他满脸笑容地用‘四川话’问了我一句：‘你热不热？’”
戏剧的是，邓朴方的这句略显刻意的四川话，在邱丽琴听来实在“太差劲”。没听懂的邱丽琴当场就囧了。几秒钟后，周围人忍不住大笑，见状，邓朴方和邱丽琴也笑起来了。“我想他可能是想拉近与家乡人的距离吧！只是他的四川话实在太不标准了。”
2007年，邓小平去世十周年，小女儿邓榕回了一趟广安。“邓榕讲，这里虽然不是她的出生地，也不是她生活的地方，但每次回来，她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开心的像个孩子，还让我们喊她邓大姐，说那样更亲切，更有回家的感觉。”一位接待人员对廉政瞭望记者回忆道。
跟邓小平一样，邓家子女有浓厚的乡土情。据媒体报道，2011年时，广安籍的一名戍边警官得了重病，需要换肝，他的老父亲要为儿子换肝。邓家子女听说这件事情后，兄妹5人各自捐助了1万元。
温家宝不清园，李克强忆往事
2004年是邓小平百年诞辰。据故居工作人员讲，当年来的领导特别多。
出于安全考虑，领导人来参观时，按照惯例一律要清园。但据邱丽琴回忆，温家宝是唯一一个来参观时没有清园的领导人，只是进行了隔离，温家宝还跟一些游客握手。
“温家宝来时，我负责讲解。他在听到小平政治生涯里的‘三落’时，表情很沉重，而讲到拨乱反正时，则愁容舒展不少。温家宝还特别兴致勃勃地看了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
让邱丽琴感动的是，当温家宝与陪同的地方领导一一握手，进入车内准备走时，突然转身询问讲解员在哪里。“当时我站得远远的，没想到总理会想起我，我快步地走上去，他没说话，只是笑着点头与我握手告别。那是很有力度的握手。”
故居工作人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来了，再之前的中央领导中，不少常委也都先后来过。
李克强2008年2月来参观邓小平故居，当邱丽琴讲到文革时期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一拖拉机厂时，李克强面色凝重。讲解至改革开放时，他精神振奋，尤其讲到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时，李克强更是开怀大笑。
能拍到领导人的笑很难，因此邱丽琴对李克强的笑容记忆尤深。“后来我们专门查过，总理曾公开讲过，1977年他是在田头锄地时获知自己的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
据邱丽琴讲，大部分领导人来参观时，话都不多，表情严肃，很少带家属，但也有例外。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是小平故居的常客，2004年至今，来过三次，最近一次是两个月前。邱丽琴眼中的王兆国非常爱照相，甚至牵着夫人的手一起照。“他挺喜欢摆Pose，表情尤其丰富，有时还检查相机的光线、色彩搭配等是否合适，调整好了才走过去照，没照好的话就反复照。70多岁了，很有人情味的一位老领导。”
与其他领导不同，王兆国的话“特别多”。“他对园区的绿化很欣赏，频频点头微笑，还说虽然园区现在是5A级景区，但各项服务都要严格要求，必须跟上。他还建议在习主席种的那棵银杏树周围种红枫。”邱丽琴回忆。
园区内也不乏外国游客。廉政瞭望记者遇到两名外国学者，分别来自日本和韩国。日本的高桥教授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日文译者。据他讲，日本国内主流十分敬佩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最近十几年，日本学界一些人比较关注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在民间的影响。
天气也“讲政治”
植树寄托哀思。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各个政府部门、外国驻成都使馆等，都曾在小平故居纪念园中栽种过树。
习近平2004年5月来小平故居参观时，还是浙江省委书记。他种植的一棵银杏树，恰好在铜像广场进口右侧的一块三角形狭长地段的尖头处。园区的讲解员们把这块三角地比作一艘船，“习主席植的那棵树就像一位站在船头的经验丰富的船长，引领着船前进的方向。”
围绕着树，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2003年，园区计划从小平北京故居选6棵他生前亲手栽的树，准备移回广安。神奇的是当树被起吊移出地面时，大雨骤停，北京罕见地出现了一道彩虹，现场人员抓拍了照片。曾庆红来广安故居参观时，就这个事情讲了两句话。一是共产党人坚持唯物主义，不搞迷信；二是北京当天确实出现了彩虹。
在当地人看来，广安的天气也很“讲政治”。2004年7月底，由江泽民题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制作的邓小平雕像刚从北京运抵园区，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当地人把这场雨称作“洗尘”雨。
不久之后的8月13日，胡锦涛一行从南充机场转往广安。刚到广安地界时，天降暴雨，园区方面非常担心小平雕像揭幕仪式会受影响。没想到，待到胡锦涛抵达故居时，雨停了，阳光灿烂，揭幕仪式顺利地进行了。
邓小平故居旁边有一口历史悠久的水井，井水常年溢出，未曾断过，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它为“邓家老井”。据邱丽琴讲，曾庆红、吴邦国前来参观时，还直接用手捧着井水喝了几口。如今，“邓家老井水”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矿泉水牌子，各方游客都可以品尝到邓小平幼时常饮的这口百年井水。
“其实就是比照去年电视剧《毛泽东》49集的规模，两个伟人不能差别太大，所以我们也是照着49集左右的体量多拍了一些以防删减。”
影视作品中的政治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8月8日开始，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拍摄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迅速点燃了舆论话题。
这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的电视剧，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首次展现了1976年以来的高层政治，也出现了华国锋、胡耀邦等政治人物，还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
从1989年第一部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影《百色起义》问世以后，关于邓小平的影视作品至少有十余部。这些影视作品，历经变迁，改变的不仅仅是尺度问题。
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胡学举对邓小平相关的影视作品比较关注，他说，“邓小平的影视形象，是随着对他研究的深入而变化的。”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生平研究开始起步、发展，“首先就是要弄清历史人物在各个时期活动的基本情况”，“对邓小平在各个时期重大贡献和领导特色的研究也特别重视”。
拍摄于这段时期的《百色起义》，就“突出刻画了邓小平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洒脱机智的性格和果断驾驭事件进程的能力”。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就曾撰文称。
随着对邓小平研究深入、多样化，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后，《邓小平来辽宁》、《邓小平在上海》、《永远的小平》等一系列电视文献纪录片相继拍摄，“使观众更多地了解到邓小平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陈晋称。
与影视形象一起变化的是内容的变化。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总编剧龙平平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原邓小平研究组组长)，曾经一直担任跟邓小平有关作品的审稿工作。
“我们过去写邓小平确实有顾虑，不敢去虚构。十几年前我写过有关小平同志的电影故事片，时间跨度更长，全是真实人物，故事情节也少，重大情节与重要观点均需体现，类似真人演绎的纪录片。”龙平平表示。
在这部电视剧中，龙平平就吸取了这些经验，采取虚实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的叙事脉络，一条以邓小平为主，一条则是虚构了田源等人物作为映衬。
不仅如此，在邓小平叙事脉络中，华国锋、胡耀邦等首次登上屏幕。
“如果在这八年里没有写到这些人物，或者没有对一些贡献做出客观表现，那叫什么历史呢？”龙平平直言称，“所以事情和人物(出现)均属剧情需要，都是为了体现创作这个剧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标准不可能做出忠实分析。”
导演吴子牛表示这部戏很自由，“有一些媒体说这部戏体现了‘政治脱敏’，我却觉得这部戏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在之后的剧集中，观众们将会看到著名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的一段对话：
法拉奇：中国人提起四人帮时为何要伸出五根手指？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点破了她的暗示，并直截了当回答：把毛主席与四人帮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审查的领导当时希望删掉这一段，但在剧组的坚持下，还是留了下来。
邓剧中的“三条底线”
当然，不管有多少变化，底线一直未变。
底线之一是中央和有关方面的同意。
当年《百色起义》拍摄时，当剧本送到邓小平手中时，邓小平却不同意在影片中塑造自己的形象，他说：“不要拍我，拍李明瑞。”——李明瑞是百色起义中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不干了”：“你是党中央派去的代表，不拍你，影片就没法拍了。”
经过王震等人多次劝说，邓小平最终勉强同意拍摄。
电影《邓小平》，就曾因为邓小平不同意，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才上映。
该片导演丁荫楠从1992年就开始准备剧本了，“我和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看了很多资料，改了11次剧本。”
“那时候小平同志还在世，后来从领导那得到的消息是，他不愿意，于是在 1995年这个想法搁置了。”丁荫楠称。
丁荫楠称，邓小平去世后，拍《邓小平》的想法“得到了很多领导和上级机关的同意，也得到邓家人的同意”，才得以开拍。
底线之二是在如何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相关影视作品依据的主要内核还是不变的。
比如涉及“文革”的内容，就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调，“不能超过这个”。
而这份决议，正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1981年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主持起草并通过的。
底线之三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据南方周末报道，1988年，总政话剧团排演话剧《决战淮海》。话语演出后，一次邓小平接见中央军委几位领导时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话剧《决战淮海》，大家都说看了。
邓小平问：如何。大家都说：很好。
这时，他拿出一份密参，法国记者写的，大意是：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认斯大林主义风潮，在中国出演的话剧《决战淮海》是扬邓抑毛的。剧中有一个重要情节，由于毛泽东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关于如何攻打黄维，意见不一致，往返了3封电报……
邓小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打得很好，但都是毛主席指挥的，不要写这3封电报。
事后，该话剧的创作者之一刘星就总结说，“这是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要授人以柄，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谁能做总顾问？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个被舆论津津乐道的细节，就是两位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和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时担任该剧总顾问。
并不是每部关于邓小平的影视剧都有总顾问。1996年，表现了刘伯承、邓小平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电影《浴血太行》，就没有标明总顾问是谁。
在标明了总顾问的影视中，总顾问级别最高的可能是王震，他是电影《百色起义》的总顾问。
其他影视剧根据组织指导方不同而不同。2001年，同样是反映百色起义的电视剧《红岸——邓小平在1929》，是由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等单位合作出品的。它的总顾问就变成了时任广西广播电视厅厅长朱炎、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叶志康。
2004年的电视剧《邓小平在重庆》是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联合制作，它的总顾问就是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
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总顾问在2012年也就冷溶一人。相比较而言，此次由两位十八届中央委员担任总顾问，确实少有。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它48集的长度。在此前，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很少有如此长。
200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纪录片《邓小平在四川》就曾因为8集的长度沟通很久。
“当时各地拍的类似纪录片都是4集，只有四川最长，8集。”该纪录片的撰稿人之一、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吴启权回忆称，“当时宣传部领导去中央文献研究室沟通，均没有结果。我就找到时任副主任的冷溶，说邓小平是四川人，内容怎么也得比其他地方多吧。”最后，中央同意了《邓小平在四川》拍8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原本拍的60集，但去年电视剧《毛泽东》最终播出版为49集，该剧最终定为48集。
“其实就是比照去年播出的电视剧《毛泽东》的规模，它最终播出49集，两个伟人不能差别太大，所以我们也是照着49集左右的体量多拍了一些以防删减。”龙平平说。
2004年，中央电视台曾拍了一部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有20多集，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播出。
1904：邓小平和他的同龄人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话虽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
西历1904年，是一个闰年，在中国，正是甲辰龙年。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任弼时、巴金、邓颖超、聂鲁达、达利、林徽因、乔治·伽莫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相续诞生，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而邓小平，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同样在这一年里，中国局势堪忧。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正在进行着，清廷严守局外中立；英军入侵西藏江孜，当地16岁至60岁的男丁被紧急征召抗英；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谢幕，翁同龢这位两朝帝师也是在这一年里阖然长逝；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仁人志士们竞相奔走，孙中山开始游历美国，宣传革命……而1904年出生的这些伟人和名人中，他们又将会怎样去改变历史？
谁会想到那个昨天还在江西拖拉机厂劳动的小个子会唤醒一个最强大的东方大国；谁会想到那个美国籍的苏联人乔治·伽莫夫会成为第一个发现DNA遗传密码的人；谁知道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在军方政变12天后死亡时看到了些什么；假如32岁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经历真实的人生，怎么会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说出和自己著作截然相反的一句名言：“我们所建成的，却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邓小平时代》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傅高义在这本书中如此自问自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几次颇有声势的对于说真话的呼唤。其中的两次都是由四川人发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巴金就是呼喊得最有气势的人之一：“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呼唤人们要说新话，要说真话。
有人说含蓄的邓小平，极少用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对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邓小平一直尊称为邓大姐，早年时，他们和很多进步青年曾一起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邓颖超也是邓小平治国所倚重的中共元老之一。
对党内另一个同龄的“大哥”任弼时，邓小平也一直是敬重有加。任弼时和邓小平早年先后留学苏联，几乎同时从事青年团工作。1927年邓小平回国担任中央秘书时和任相识。
很快，两个年龄相同的职业革命家，相互合作，在上海等地共同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1年4 月发生的顾顺章事件前后，任和邓分别于 3 月和7月，几乎沿着同一条秘密交通线先后到达了中央苏区。后来他们曾同时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
长期的革命经历，让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任弼时逝世后，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礼堂沉痛致悼词时，有几分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叶剑英则这样追悼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在湖南汨罗县，任弼时同志故居几个大字，就是邓小平手书的。
出生于地球另一端的聂鲁达，也是个一生的革命者。13岁发表作品，19岁辍学成为诗人，23岁当上驻外使馆领事，27岁进入外交部，41岁加入智利共产党，在晚年，竞选总统差点成功……
聂鲁达曾三次访问中国，当得知自己的中文名“聂”字有三只耳朵，兴高采烈：“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但在1957年的第三次，此时的中国在聂鲁达眼里已经变了：“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他突然为中国难过起来：“我看见了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据说，智利政变军人曾前往聂鲁达住宅搜查武器，聂对他们说，我这里最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有人说，当勇敢、顽强、敬畏、牺牲、求索这些精神在当下已经不好意思被高声赞美时，当插科打诨、娱乐至死、价值模糊慢慢成为我们离不了的“时尚”时，生于1904年的这些群星刺痛了我们慵懒的眼睛。看看吧，人应该是像这样活的。
尤其是这个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狮子座男人，在三起三落之后，站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时，的确以一种时代精神被写进了历史。这个人从来都是乡音不改，这个人总是向世界面带着微笑，也只有这个人能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原标题：小平理政，从西南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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