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淼：马来西亚经济形势及对我国在马投资的影响

原标题：张淼：马来西亚经济形势及对我国在马投资的影响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6期发表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基金访问学者张淼的《马来西亚大选后的经济形势及对我国在马投资的影响》（全文约1.2万字）。

张淼指出，2018年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第14届大选中，反对派政党联盟“希望联盟”击败了执政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实现了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首次政党轮替。希盟政府执政后的中国政策将如何调整和变化，马来西亚面临怎样的经济挑战，而大选后中国在马投资将会面对怎样风险，值得关注。中资在内政问题上的映射，成为马来西亚选民的最大关切和本次大选的主要课题之一。希盟执政后，权力版图的变动会引发新一轮的政商利益重构，短时期内会对中国在马投资安全造成一些不确定性，但中马经贸合作的基本面从长期来看总体向好。随着希盟政府各项改革日程的逐步开展，国阵政府主导下陈旧僵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将日渐瓦解，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马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为中马未来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张淼在文章中指出，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举行了国会下议院第14届大选，共有222个国会议会席位和12个州共计505个州议会席位进行同步改选。只有砂拉越州除外，砂拉越州议会选举已于2016年5月举行，任期到2021年才届满。本次大选中，由92岁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派政党联盟——“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一举击败了执政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赢得国会下议院超过半数的席位，从而结束了国阵长达60多年的统治，实现了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这个结果出乎大多数观察家们的预料，与选前各大民调结果也大相径庭，媒体纷纷以“变天”来形容这次马来西亚的政坛巨变。

在2013年第13届大选中，总理纳吉布领导下的国阵遭遇了来自反对党联盟的巨大挑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及反腐败的议程的人民公正党和奉行宗教激进主义的伊斯兰党，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原本固若金汤的马来族群的选票，这使得“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意识到单凭“身份式保守主义”已难以稳住马来选票的基本面，必须同时配合“发展经济”等民生课题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纳吉布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就开始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引进中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

马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9月，中国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累积超过630亿林吉特，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在马来西亚共计21个制造业项目中投资38.5亿林吉特，连续第二年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最大外资来源国。

然而，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就纳吉布大举引入中国投资对国阵政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希盟政府上台后，借由国家经济负债过重等课题，启动了针对中资企业参与的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如“东海岸铁路”、“马六甲多产品输送管线”以及“泛沙巴州天然气输送管线”）重新谈判和严格审查，这给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安全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

希盟政府的中国政策将会展示什么样的新特点，与国阵相比究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在马投资在大选过后会面对怎样的风险和挑战？马哈蒂尔2018年8月的访华又会对未来中马经贸合作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将成为未来几年影响中马关系的重大看点。

一、马来西亚的经济形势及挑战

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马来西亚2017年经济表现从各项主要指标来看较为出色。全年GDP增长率超出预期，高达5.9%，比2016年同期GDP增长率4.2%的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最好成绩。201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5.4%，通货膨胀率走低至1.8%，相比2017年同期3.8%的水平有较大回落，失业率也回落到3.3%的低位。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由强劲的内需拉动，2018年第一季度国内家庭消费增长为6.9%，预计随着消费税的逐步取消，以及燃油补贴陆续恢复等各项新措施的落实，国内消费将会有进一步增长。

虽然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普遍看好，但新上台的希盟政府对政府债务过高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担忧。新任首相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就宣称马国债突破1兆林吉特，比之前国阵政府公布的国债高出不少，令人哗然。希盟执政之后，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了政府债务的具体数额，截止到2018年5月份，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负债已高达1兆零873亿林吉特，占2017年全年GDP的80%，这比之前国阵政府宣布的政府债高出4000多亿林吉特。

财政部新公布的债务数据中，除了常规的政府债务之外，奉行“会计稳健主义”的希盟政府也将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纳入其中，这包括政府官联公司的贷款、特别发展项目的贷款，以及一些在短期内产生高昂的工程费用、且成本回收周期较长的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若相关方无法偿还相应债务，则须由马政府代为履行还款义务。另外，以“融资租赁”形式出现的公共设施（例如学校、道路、医院等）的租金、维修和养护开销等“资本支出”款项也被算入政府负债。

虽然把或有债务和公私合营项目的开销算入联邦政府债务的实践不是国际惯例，但希盟政府一上台即以“更为准确评估国家债务状况”为由，把这两部分算入国债，并在第一时间公布了最新的国债数据。此举虽然被国阵政府释义为“故意责难”，但也为希盟政府提供了“缓解公共财政压力、减轻人民负担”的正当性，成为其“取消”或者“审查”一些耗资巨大的基建项目的正当理由。

如果说，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是马来西亚短期内的一大经济挑战，那么国民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收入则是马经济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数据显示，2017年马来西亚油气相关产品及棕榈油等出口总额，占国家总出口的20%。因此，国际大宗产品（例如石油天然气、棕榈油等）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对马国民经济造成不小干扰。

由于国家财政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行业，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直接影响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据马财政部估算，国际原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政府即损失将近3亿林吉特的财政收入，而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已直接导致马来西亚政府损失了约300亿林吉特的政府收入。另外，马来西亚将近3500家从事国际油气咨询工程服务公司的经营利润也受此影响，间接地对国家税收收入产生负面影响。马政府在第11个大马计划中明确写道，力争在2020年将油气收入在政府财政的占比降至15.5%。

从经济发展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马来西亚经济过早的“去工业化”，也给马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一观点恰是马来西亚著名经济学家佐摩首先提出的。作为希盟执政马哈蒂尔亲自委任的“五人长老顾问团”中唯一的经济学专家，佐摩倡导的经济理论或将间接影响希盟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对今后政府经济治理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马来西亚制造业整体水平在尚未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之前，国家扶持政策即偏离鼓励工业发展的方向，转而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制造业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在不断下滑的同时，服务业占比不断攀升。缺乏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因而“发育不良”，推动经济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而服务业占比高于制造业又使人产生经济进入发达阶段的错觉。因而，马来西亚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最终停留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二、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和在马项目的实施及进展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我们参考美国企业家联合会给出的中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情况，持续跟踪了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以上的共计29个大型项目的进展情况。样本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马来西亚吸引中国投资累计达到175亿美元，其中，马来西亚能源行业吸引中国直接投资高达66亿美元，占中国在马投资总量的38%，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第一大产业。具体来看，中广核于2016年对马来西亚第二大能源电力公司Edra（原隶属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股权的收购耗资59亿美元，成为迄今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的最大一笔交易。除外，中资在能源行业也广泛分布于新能源、石油天然气等领域。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房地产业吸引中国投资累计达到46亿美元，占中国在马投资总量的26%，成为在马中资聚集的第二大行业。据纽约房地产资本分析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数据显示，仅在2014—2016年期间，中国对马来西亚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1亿美元，遥遥领先第二位的新加坡，成为马房地产行业的最大外来投资国。

排在能源和房地产行业之后，中国投资也广泛分布于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同一时间，中国投资占马来西亚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的17.5%，成为马制造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领跑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与过去5—10年间中资企业来马主要是以建筑类企业进行项目承包为主不同，近两年中国在马制造业的投资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中资制造业者加大对马来西亚的太阳能、石油化工、电子电器、钢铁、汽车、纺织等行业的投资。

在对这29个大型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进行分析后发现，72%的中国在马投资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主导，国企投资总额高达126亿美元，非国有企业只占中国在马投资的28%（48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数据库并未对1亿美元以下的小规模投资进行统计，非国有企业投资占比或低于实际水平。由于非国有企业进行投资的行业大多数为非资本密集型，我们的样本对非国有企业在马投资的反映有限。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对这29项大型投资项目的分析为研究中国企业在马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进马来西亚市场，中国在马投资开始呈现出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投资方式日渐多元化的特征。第14届大选前，中马两国间合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多数以“政府对政府”（G to G）的形式得到确认，项目也多由中国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实施。其中，中国企业境外在建的最大工程、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合同总额约为550亿林吉特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ECRL）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马两国合作项目之一；中马合作的马六甲临海工业园，以及多家中资企业承建的“马六甲皇京港”项目也正在推进中，中马双方将在发展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方面也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

同时，以非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也在非战略性行业中广泛分布。其中，由碧桂园控股和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项目总值近1000亿美元的“森林城市”项目在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打造可容纳70万人口的智慧生态居住区；而在制造业方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收购马来西亚多元重工集团所持有的马来西亚第一国产车品牌——宝腾（Proton）汽车约49%和其旗下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约51%的股权；在互联网领域，中国电子商务巨擘阿里巴巴集团将马来西亚作为其在中国以外的、第一个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的数字中枢（eHub）所在地，并在马来西亚设立东南亚区域的首个办公室，深化同马来西亚在互联网行业方面的战略合作

然而，虽然马来西亚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相对开放和鼓励外资的经济体，但马来西亚多元族群政治的社会现实使得国内政商博弈暗流涌动，政商博弈对中资的影响在第14届大选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而大选后政权的更迭对中资项目的在地运营也造成了不少的冲击。其中，东海岸铁路和两个油气管道项目，碧桂园的“森林城市”，马中关丹产业园等项目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在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投资依然面临来自于各方面的挑战，因此对于利益相关方诉求和社会舆情基本面的了解和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对中国在马投资的影响

在第14届大选后期，纳吉布转打“中国投资牌”，强调其个人在吸引中国投资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在华人选票一边倒向希盟的背景下，尽最后的努力，以期挽回华人选民的支持。但事实证明，纳吉布祭出的中国元素并没有改变其败选的命运。

表面上，虽然中国投资被炒为第14届大选课题之一，中资本身并不是症结所在，恰恰是中资在内政课题上的映射成了选民的最大关切。希盟执政布城后，权力版图的变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的政商利益再分配，巫统扶持的裙带关系遭受全面重创，金钱政治下的利益链条正在分崩离析。因此，在巫统构建的旧式政商关系之下签署的中资项目，尤其是在耗资巨大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大型房地产项目上，在短期内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马哈蒂尔上台不久，即在2018年8月开启了北上的访华行程，他将中国作为其再度执政后首个正式访问的非东盟国家，无疑中企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前景问题成为此访最受关注的话题。诚如所料，马哈蒂尔在访华过程中宣布取消了部分中国参与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其中就包括了耗资约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及价值23亿美元的两个天然气管道项目。

然而，比起某些媒体将此渲染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遭遇的“滑铁卢”来说，马哈蒂尔针对个别项目展开重新谈判的举动有着更为现实的内政考量。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债务水平过高超出警戒线，消费税的取消等对新政府造成了不小的财政压力，马来西亚确实在短时期内难以负担耗资巨大的基建项目；另一方面，这一举也出于兑现竞选承诺的需要，选前希盟支持者对国阵政府的反感在生活成本上涨和贪腐课题的双重作用下被加倍放大，而马哈蒂尔在刚刚上任之时即取消中资项目，在缓解马短期财政压力的同时，也通过取消某些涉及贪腐的中资项目进而树立希盟廉洁的政府形象，满足选民的期待，也巩固新生政权。因此，对于围绕个别基建项目出现的分歧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调整，多来自于马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而不应当被扩大成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转向，更不应当被曲解为中马关系生变的预兆。

若用几个有分歧的大型基建项目来定义希盟执政下的中马关系未来发展走向，显然是不可取的。马哈蒂尔此次访华对阿里巴巴和吉利汽车等高科技企业的参访，也透露出中马合作的新面向。中马经贸合作需要从以基建项目为主导的单一模式，转型为参与主体更多元、合作行业更广泛、合作程度更深入的新型合作范式。马哈蒂尔访华过程中，赞扬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多次表达欢迎中国高科技企业投资马来西亚，并期待通过中国的技术和资金在为当地经济创造就业的同时，推动马来西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或可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马两国经贸交流指明新的发展方向，创造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因此，纵然希盟执政后短期内中资在马发展或面临一些不稳定性，但中马经贸合作的基本盘从长期来看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保持良好双边关系符合马来西亚灵活务实的外交原则，从长远看，也符合两国图谋发展的共同愿望，这样的原则和脉络经得起马来西亚政权更迭的考验。

回看马哈蒂尔在其上一任期，积极打造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努力推动中马关系正常化，主动改变了冷战后马来西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而马来西亚一向保持经济的高度开放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外资在本国经济发展历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逐渐转向国内和国际政策不明朗的当下，马来西亚与中国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也符合其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马中关系不仅仅只有投资的一个方向，在其他领域如教育、军事、反恐和东盟多边合作等领域，都有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的客观需要，尤其在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很大程度上也对冲了部分的政治风险。

从希盟执政的近半年时间来看，新政府的主要施政重点仍然放在整治贪腐、政府机构改革等内政事务性工作上，外交方面虽然有回归“大国平衡”的些许迹象，但尚未呈现出明显的战略重点转移的特征。2018年8月马哈蒂尔访华期间对一些中资项目的重新谈判，可当作是希盟外交政策的小调整，但不是对华政策的大转向。

未来中马关系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希盟政府在完成了“百日新政”后各成员党之间的利益均衡，希盟政府该如何寻找各成员党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也将成为其未来执政的最大挑战。在第13届大选中，希盟在“打倒纳吉”的共同目标下临时组队，希盟政治合作基础其实并不能算牢靠。尤其在其实现执政目标后，如何寻找新的统一的政治诉求，打造各成员党之间的利益均衡，将是未来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一个未知数。在希盟执政经验尚未成熟之前，希盟政府对于经济治理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以及各成员党实力的对比与均衡，或许只有等到希盟内部政党间和各政党内权力博弈完成后，才能看到一个对华外交政策较为清晰的轮廓。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马哈蒂尔所倡导的“强势政府、有效干涉”和纳吉布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治理理念上的分歧日渐清晰。而两年之后，如若马哈蒂尔兑现选前“两年交棒安瓦尔”的政治承诺，马来西亚未来经济重新返回西方自由派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治理模式的可能性较大，回观安瓦尔作为财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施政风格和手法，主要还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自由经济学派的政策建议为参照。因此，曾被西方称之为“东方自由主义者”的安瓦尔在接棒之后，马来西亚经济或将回归到“强势市场、弱势政府”的自由经济治理模式，届时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经济事务部长和经济顾问等行政辅佐力量，也会具体影响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执政联盟内部的权力交接又在政权更迭之外，给马来西亚经济治理以及中资在马前景蒙上又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

本次大选对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未来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给尚在成长的中国企业走出海外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契机。短期看，在马中资确实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看，国阵治理下整个社会“板结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已被逐渐瓦解，这对促进马来西亚体制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都有益处，也为中马未来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中资在马大选中所面临的挑战和经验，或可给中国对其他东盟国家甚至更广范围内的周边外交带来一些启示：在这种高度开放与不确定性兼具的经济体中投资，中国企业更应尊重市场规律和商业逻辑，淡化国家投资（承建的）大型项目的战略色彩，通过强调给当地人创造就业、向当地进行技术转移等投资的积极效应，突出中国投资给所在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应对经济挑战和带动当地经济长远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同时，走出海外的中国企业应该充分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做好所在国“政权更迭”的心理准备和应急预案。这种预案不仅仅是保护人员和资产安全的硬件准备，更应着眼于长期同投资所在国朝野两党和社会各界保持良好沟通的体制建设，增加对投资所在国风土人情、政商环境、法律法规等基本常识的知识储备。同时，通过属地化管理和优质项目给投资所在地的各个族群、各个阶层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才能有效规避政权更迭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造成的风险和冲击。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供参考消息网专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