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赌场案背后的中国豪赌客

8月12日，48岁的澳大利亚人杰森·奥康纳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他长着典型的西方面孔，有点谢顶，长脸，戴着一副眼镜。旁边，跟着上海的公安人员。他们是执行驱逐奥康纳出境的公务人员，根据相关规定，他们要监督奥纳康直到他登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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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奥康纳刚飞抵上海不久就被捕了。在看守所里监禁了八个多月后，6月26日，他和另外17名同事站到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他们最终当庭认罪，奥康纳也成为获刑最长的员工之一——有期徒刑十个月，从被羁押进看守所之日算起。刑满之后，他还要被驱逐出境。

杰森·奥康纳是澳大利亚皇冠集团负责国际贵宾厅业务的执行总经理，负责集团下的赌场业务。这家赌场此前一直在中国非法活动，招揽中国权贵赌客，到澳洲赌场赌博。这个案件令一个潜伏在中国大陆的神秘群体浮出水面。

过去二十年里，无数海外赌场或者派遣自己员工，或者依靠中介人，在大陆编织起一张笼络权贵的巨网，为境外赌场输送客源。他们善用技巧，洞悉人性，凭借五花八门的“诱惑术”引导人们坐到赌桌旁边。然而，赌场没有永远的赢家，中介人也常败于自己的“诱饵”。

外界将此案视为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高端赌客放弃澳门，转战新加坡、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等周边国赌常为应对新局面，2015年初，公安部就公开表示，中国正严打海外赌场吸引本国居民出境赌博的行为。时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敬锋更是称，“一些国家把我们国家当做一个大市场……这也是打击的重点。”

杰森·奥康纳不定期会到中国来，设在中国办事处的员工会陪着他去见一些VIP客户。很多客户都希望能见他。为皇冠提供咨询的专家苏迪尔·凯尔说，出手阔绰的中国富豪希望能和赌场高管见面，他们觉得这很有面子。

皇冠赌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酒店赌场之一，和很多海外赌场一样，他们在中国大陆开设办事机构，推广其赌场业务。赌场通过安排旅行等方式，把这些有钱人送到自己赌常皇冠会为这些赌客提供免费住宿，甚至高额信贷额度。

苏迪尔·凯尔向媒体披露，皇冠赌场的200名顶级玩家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皇冠集团的文件也显示，2016年6月份结束的财政年度里，皇冠年收入达28亿美元，近三分之一收入来自中国大陆客户。

一般赌场，分中场和贵宾厅两类场所。前者多供散客投注，人流大，赌注较小，更像是旅游景点，供游客感受气氛。后者则是特供高级赌客的私人空间，以玩百家乐为主，玩法简单，赌注大。贵宾厅的装修和服务也是整个赌场的顶级配置。

最早依赖贵宾厅收入的，是澳门。亚洲责任博彩联盟创设主席苏国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如果没有贵宾厅，就没有澳门博彩业。”

《澳门日报》也曾指出，美国拉斯维加斯贵宾厅收入只占其赌博总收入的四成，在新加坡占约四至五成，而在澳门，贵宾厅收入却高达总收入七成以上。

贵宾厅的崛起，源于澳门赌王何鸿燊。在多年独家经营中，何鸿燊的赌场都采用中介人制，这些中介人掌握着大量富豪赌客名单。2002年，赌权开放后，终结了何鸿燊对澳门赌场长达30年的垄断经营，澳门赌场更是重视与中介人合作，吸引高级赌客。

由于外汇管控，大陆赌客无法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澳门。而让赌场为每一位赌客提供高额贷款又不现实。这时，中介人就顺理成章承担起向富豪赌客提供筹码的工作，也就是放贷，并负责后期讨债，在澳门有个专业术语叫“洗码”。那些洗码的中介，也叫“叠码仔”。

2002年，澳门特区行政会通过《中介人行政法规》，获得资质的中介人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凭借中介人制度，贵宾厅业务实现井喷式增长，澳门赌场收入在2006年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第一赌城。到2013年，澳门博彩业总收入达3600多亿，当地政府财政收入近80%来自博彩业，澳门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创造了“澳门奇迹”。

其他国家赌场看到这种情况，开始向澳门学习。张豫冬发现，2009年左右，很多国外赌场人士到澳门，吃饭时常会说，想引进澳门这套中介人制度。

46岁的张豫冬有很多身份。生于革命干部家庭，他早年在老家江苏南京做过侦察兵、国土系统公务员，后从商，做过文化公司，也在菲律宾做过生意，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澳门赌场中介圈里小有名气的“南京冬”。2000年，张豫冬初入澳门，从赌场中介最底层做起，最终成为澳门三家贵宾厅的股东。

2016年10月之前，杰森·奥康纳把皇冠贵宾厅的工作做得红红火火。被捕前的上一个财年，在他运作下，中国赴皇冠赌博的客户，增长了16%。皇冠也因此给了他75万澳元(约合397万人民币)奖金。

奥康纳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给中国的员工下达业绩考核指标。法庭文件显示，皇冠集团把中国市场分成五个区域，最大两个区是上海所在的华东区和以武汉为首的华中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上海和武汉地区的业绩指标为64亿澳元，但两个地区最终完成了150余亿澳元(约791.5亿人民币)。按比例提成，该地区几名员工获得了40多万至200余万人民币不等的收入。

赌场的大陆客源，确实会因地域而有所不同，这和经济形势有关。“以前温州炒房团全世界跑，现在不见了”，苏国京说，赌客区域是呈波段性的，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这段时间可能地产做得特别好，另一段可能IT做得特别好”。

张豫冬也感受到这种变化。“早期可能是房地产商、炒股票的人非常多”，张豫冬向本刊回忆道，“2009到2010年左右，山西的煤老板会比较多。当然一直不断的还是演艺圈明星或者各种老板。”

有段时间，一些腐败高官也热衷赌博。澳门一位赌场中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官员在赌场里消费，经常比很多富商还要阔绰，“真正出手狠辣的都是企业出面招待的(官员)，反正输了也不是自己的，一把下去就几十万”。

2015年2月，原农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杨琨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杨琨就好赌，只和有身份且熟识的人打牌，常有地产商陪其去澳门“度假”。官员涉赌的案例早期就有，2001年，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据报道，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都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等书籍，并多次赴澳门赌博。

这些官员赌客，甚至还成为国外情报机构的猎物。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引述外媒报道称，中国有关部门表示，有证据表明“美国特工”利诱并设圈套，将前来赌博的内地官员拉下水，迫使他们与美国政府合作。

中国掀起反腐风暴后，这种情况才得到遏制。澎湃引述外媒报道称，政府已经采取严格措施，确保所有前往澳门的官员身份都会被发现。

由于早年在国土系统工作，张豫冬认识很多官员。不过，他有个原则，不拉官员进赌场，“我更多是通过这些官员资源，认识一些商人，通过这样的关系把那些商人带到赌潮。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赌场开始借鉴中介人制度后，“澳门的叠码仔直接去这些国家了”，张豫冬说，尤其是中国加大反腐力度，很多权贵客户觉得“澳门可能眼线比较多，会有人监视他的行踪，为了更安全，就跟叠码仔说，我要去国外”。

每次回大陆，张豫冬就开始联系官商朋友，组织旅游或饭局。“我只有出很多钱才能碰到那些比较高端的人，这些人都是通过朋友再结识，再扩大。”张豫冬说，凭经验粗算，一百个饭局，可能才收获一个优质客户，但他明白，一个客户的收益，就远远超过很多人工作几十年的报偿。

6月初，张豫冬收到一位制片人妻子的微信。两人是在不久前一次影视圈饭局上互加微信的。她问张豫冬：澳门还有洗码的吗，她想去澳门赌一赌。

眼看一笔新生意送上门，张豫冬却放弃了，他话锋一转，开始劝对方赌博不好，不要沾，“想去澳门游玩，吃喝玩乐什么的全包我身上”。话题就此结束，对方听了还挺高兴，觉得“冬哥”够意思。

5月29日，当杰森·奥康纳还在上海的看守所里等待法院开庭时，中国又发生了新的赌场风波。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娱乐城把孔令辉告到香港高院，追讨250多万港元欠款。

当时孔令辉还是中国女子乒乓球国家队主教练，那天晚上十点多，孔令辉发布声明，否认自己赌博，他说“亲朋好友进去娱乐，我在旁边观看，期间帮他们去取筹码并留下相关私人信息”。

担心赌客拖欠赌债，正是张豫冬没有当即答应那位制片人妻子的原因：“我们不熟，她是不是一个好赌客？她经济上有没有能力赌？赌了能不能还？我都不了解。我要是答应了，万一她玩大了还不起怎么办？如果我拒绝，又把话说死了，也不礼貌，万一她是有潜力的人呢？”

为了更准确判断潜在客户的信息，张豫冬有时会雇私家侦探，甚至动用老家政府系统熟人了解客户家庭、财务状况，比如对方近期有没有大笔资金收不回来。必要时，也会在对方公司安插眼线，监视其经营情况。对中介人而言，优质客户的可掌控性至关重要。

中国大陆地区明令禁止宣传赌博行为，皇冠赌场在大陆开设办事处，是以推广度假村的名义开展活动。张豫冬知道有一些赌场老板，可能会办夜总会、俱乐部，“明着是比较高端的娱乐会所，把当地有名望的人聚在一起，以此来增加人脉”。

一般贵宾厅会给叠码仔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的信用筹码。叠码仔则根据赌客身价、偿还能力决定借出多少筹码，等客人离开后，账房算出客人借出的总筹码量，不论赌客输赢，叠码仔都会从该数额中抽千分之十到十五的佣金。

“很多人误会，觉得叠码仔是坏人，就是骗赌客输，以此赚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张豫冬对本刊说，他其实更希望客人赢，越赢的客人，才会下注越多，自己赚得也越多。“叠码仔不想榨干客人，我们和赌客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人交谈中，张豫冬态度和善，经常笑眯眯的，给人一种脾气温吞的感觉。他说话也慢条斯理，经常问对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不懂可以再解释。在讲述叠码仔赚钱机制时，张豫冬高举双手，手心相对，从桌子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好似手捧大把五颜六色的筹码，往返于赌桌和账房之间。

“赌桌是走流水的，赌客有输有赢，一般而言，流水可达到赌注的5到10倍。”苏国京也向本刊证实了这个说法，如果客人拿700万去赌，流水大概能达到3500万，这个过程一般最长两天。这样不管赌客输赢，跟着他的叠码仔一次可能赚35万。“你说叠码仔是不是会跟打了鸡血一样给赌客服务好？”

叠码仔不但为大赌客提供直升机、豪车接送、顶级酒店住宿等奢华服务，还要帮赌客端茶倒水、伺候吃饭，甚至在赌客吐痰时，要用卫生纸接祝赌客输钱急眼，扇叠码仔耳光解气他们也得忍着。

赌客欠债的情况，并不少见。皇冠赌场也经常遇到。2014年，这家赌场将一名中国赌客诉至墨尔本高等法院。据赌场提供的资料，这名赌客名叫李昭，常住中国。2011年10月份，靠着赌场提供的信用额度，他在赌场里豪赌十三天，最终欠下赌债800万澳元(约4660万人民币)后失踪。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犯罪团伙甚至利用这些欠债的中国人从事违法活动。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欠下8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1亿元)的巨额赌债，被迫运送毒品，结果被捕。

对比之下，孔令辉欠下的250万港元并不算多。据媒体报道，孔令辉后来通过朋友与身在澳门、同游新加坡的友人交涉，还清赌债，同时也支付了利息和律师费用。

“我们同行之间都很了解，孔令辉这个案子不是说他跟赌场借钱，这一看就是跟中间人，跟我们叠码仔一样”，张豫冬说，以他的经验来看，大型赌场赌客的资金需求非常庞大，赌场不可能直接借钱给对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贵宾厅，比如有十桌的话，可能会有100个中介人。就算是李嘉诚一个人，都无法承包这么一个厅，因为现金流量是巨大的。一个贵宾厅就是一个团体，像一个企业，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

理论上，赌客向中介人借钱，需要签一个协议，上面规定好归还时间，否则就要支付利息。“但大部分人不愿意签，特别高端的人不想留下签名，担心以后不好处理”，张豫冬说，赌场也是如此，一开始进澳门赌场是要扫护照的，以此来换一张类似工作卡入场，“但后来取消了，赌客会觉得不舒服——你这事儿这么多，我去别的地儿了。”

张豫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熟人或熟人介绍，知道对方的偿还能力，也不用签那“生分”的协议。“但如果你对这个人不太信任，这时候就可能会签合同。有点像孔令辉这个案例，如果赌客还不上债，赌场可以拿这张纸到香港法院去告这个人。”

据苏国京介绍，按规矩，赌客欠款签字，贵宾赌客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还钱，但赌场会给每位赌客同样的账期，能现场还清就现场还。针对有账期的赌客，叠码仔会在期间多次提醒。若赌客过期没还，赌场会把责任转嫁给叠码仔。

叠码仔这时就会加息，或劝说，或威胁。一些叠码仔也会采用暴力等违法形式追债。这些手段，张豫冬现在是看不上的。但年轻时，他也曾让小弟配合演戏，假装打人，以此吓唬欠债赌客。

如果赌客第二月还没还钱，双方会追加二次协议，规定利息、还账时间等细节。在此环节，赌客必须想尽方法找个担保人出面协调。也就是说，如果赌客还不了钱，担保人要负责。法外之地，往往需要凭人情解决问题，担保人也是这种环境下特殊产物。

张豫冬举了个例子，老张介绍朋友借钱参赌，这时候，老张就是对方的担保人。如果他朋友赖账，实在追不回来，老张就要付欠款。“有时候欠款的赌客会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当然很多时候是口头上的，也是靠信誉，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应。”

张豫冬感觉，早期讨债，通常很顺利。“那是一个全民借贷的时候，恨不得家里老头老太太都会把钱拿出去放高利贷。当时经济也好。”张豫冬说，当时很多人把外面放贷的利息要回来就能顶债了。但到2011年左右，赌债就不好追了。

近两年，张豫冬和同行相聚，讨论最多的就是谁有更多的钱没收回来。“在坐的都是讨债行家，但经常是谁一说自己有多少钱收不回来，另一个马上说自己还有更多坏账。”

如果三个月到半年都还不上钱，赌场就扛不住了，就会采取法律等非常手段。

2013年底，多位澳门博彩业人士创办了追债网站“美好世界”，专门公布输钱不还的内地赌客名单。一年多的时间，名单里的“老赖”就从70人涨了10倍。

针对一些官员“老赖”，也有叠码仔写匿名检举信的情况。

最狠的一招是“杀数”。这是赌场造假的一种手段，可以让一些数字永不出现。张豫冬介绍，一些不正派的叠码仔会和一些缅甸、越南的小赌场合作。叠码仔骗“老赖”说自己在澳门没有筹码额度了，但在东南亚的厅里有。在不正规的小赌场里，叠码仔做局，让自己人假装赌客陪对方赌，赌场通过作弊保证赌客一直输，以此变相收账。

最高级的，也是出于无奈的一招，叫“帮你东山再起”。 张豫冬说，赌客和叠码仔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前一阵，张豫冬联系上一位还不起钱的赌客，给他介绍了一些房地产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他创收。“当赌客穷到只剩一身肉的时候，那是谁也没办法了。”

2016年10月14日晚，杰森·奥康纳的中国雇员姜玲(音译)，正在家中和丈夫一起看香港电影《赌神》，忽然听到敲门声。5名警察进门，对姜玲进行了一些简单查问后，将她带到警局继续调查。在此前后，杰森·奥康纳和其他16名员工也陆续被捕。

奥康纳和皇冠赌场早已经注意到，大陆对待海外赌场在华业务的态度，变得严格起来。被捕前，他们甚至收到过来自中国方面的警告。据外媒报道，中国有关部门此前已经要求皇冠暂停在中国吸引赌客的行为。

就在奥康纳等人被捕一年前，中国还破获了韩国赌场在华非法开展业务的案件。央视《焦点访谈》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

并不清楚皇冠内部是如何应对这一系列警告的，但奥康纳仍然飞到上海来见那些富豪客户，随即被捕。

“在所有的那些事例中，你让赌场销售人员四处去放贷、谈论收款……这可不谨慎，”澳门赌场大亨何猷龙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像‘见鬼，你们是故意往我们脸上吐唾沫呢’。”

何猷龙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儿子，与皇冠赌场的老板詹姆斯·帕克是很好的朋友，一度也有业务上的往来。

据《焦点访谈》报道，早在2013年，公安部代号为801的专案中，就曾抓获4名到中国大肆拉客的韩国籍赌场经理，摧毁了韩国济州一家赌场驻华的犯罪网络。“‘801’专案后，境外赌场在中国活动有所收敛，”公安部治安局行动处处长张晓鹏接受采访时称，但同时，境外赌场的行动，也变得更加警觉更加隐蔽，“他们会定期把派到国内的一些外籍人员频繁进行轮换”。

韩国这些赌场也会为赌客提供免费旅游、免费食宿等服务。同时，针对贵宾客户，这些赌场还会提供“色情服务”。一份韩国某赌场的协议书上就明确注明：换筹码10万，专业按摩服务一次；换筹码20万，韩国三线明星名模服务一次；换筹码50万，韩国三线明星名模三天两夜24小时陪同。

张豫冬也了解到，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会有一些赌场雇高级妓女，穿着工作服，假扮荷官(赌场发牌员)，招待赌客，她们还会变相提供色情服务揽客。

同皇冠赌场一样，韩国赌场也把中国分成几个大区并设大区代表。大区代表并不会贸然直接发展新赌客，而是物色中国籍代理人为赌场拉客。

“从前年(2013年)开始，中国市场是盈利最好的”，韩国一家赌场华中区代表安某在央视画面中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好，中国人喜欢玩，玩的时间也长。”

2015年6月17日，公安部再次部署抓捕行动，指挥北京、河北、上海、江苏四省市统一行动，抓获韩国籍赌场经理13人、中国籍代理人及团伙骨干34名。四个月后，澳大利亚皇冠赌场在中国的办事网络也遭到摧毁。

据中国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组织中国公民10人以上赴境外赌博，从中收取回扣、介绍费的属聚众赌博罪；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属开设赌场罪。

为了吸引中国富豪，杰森·奥康纳的老板、皇冠的实际控制人詹姆斯·帕克曾斥巨资装修了赌场贵宾厅，他投入2.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1.26亿元)将皇冠赌场的39楼改建成4间独立博彩厅，内部装修极度豪华。

现在，这些贵宾厅里，人声稀少。失去中国业务网后，贵宾赌客也相应减少。曾经一夜掷千金的日子不再。詹姆斯·帕克也开始收缩其对华业务，不但将持有的澳门地区一些股份出售，也决心将发展重心回归澳洲市场。

对于澳门博彩业的未来，苏国京表示中央对澳门赌场的政策愈发收紧，“观点叫‘经济适度多元’，所谓多元也就是说，澳门的博彩收入不能超过50%，这是一个硬指标，如果博彩占了49%，其他的51%分了很多行业，可以勉强说多元，如果你要占50%，再怎么着也不叫多元，还是一家独大。”

与赌场互为依存的中介人，已经感受到市场的寒冬。老许是张豫冬的王牌客户，二人相识第一年，张豫冬就在他身上赚了近千万佣金，常年的合作使二人成了朋友。

2011年8月27日，老许找到张豫冬，称刚接了两个建筑项目，干完后能挣两三个亿，但招投标缺钱。据张豫冬说，当时老许已欠他1.6亿赌资。想到万一生意成了，也就能还上钱了，当天，张豫冬几乎将自己赌厅账上的全部现金借出。三天后，老许跑路去了美国。张豫冬多年积累的现金流断了。

而这只是开始。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张豫冬身边接二连三出现大陆豪赌客跑路的消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些政商大佬躲避的不只是赌场的高额赌债。

2012年开始，中央刮起了新一轮、力度更强的反腐风暴。《南华早报》2015年底报道，自从内地政府开始反腐，限制内地资金非法流入澳门后，澳门博彩行业已出现长达18个月的螺旋式下滑。2013年以来，高端赌客的下注金额已大幅下降至少70%，贵宾厅赌客人数骤降，赌场中介可借出资金规模也逐渐萎缩。

皇冠赌场收缩业务的同时，它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星耀娱乐、新加坡、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赌场的中国富豪客人数量，也在大幅下滑。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新加坡两大赌场都出现盈利下滑，赌场VIP玩家收入2016年比2015年同比下降30%。

2014年4月，澳门“金牌叠码仔”黄山跑路，卷走澳门各赌厅近100亿港币。“黄山事件”如同地震，致使澳门赌场收益连续六个月下跌，一些小赌厅一夜倒闭，叠码仔破产，知名贵宾厅也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收紧放码额度。

“叠码仔的无度、恶意放贷是澳门博彩行业断崖式下降的根本原因。”苏国京对本刊说。

叠码仔会根据赌客财力决定放贷多少，理论上，放10%的码是比较安全的。假设一个有5000万资产的赌客获得了500万筹码，最不好的情况下，赌客可拿房子抵押。然而，现实中，赌客输了就想翻本，很可能会再向叠码仔签500万的码。当叠码仔放20%以上额度时，就有可能出现风险。

一些叠码仔开始乱放额度。不管输多惨，赌客总能找到愿意给他洗码的叠码仔，甚至有5000万资产的赌客被放了5000万的码，此时，赌客就算卖房子抵押，也无力还债，这5000万就成了死账。而叠码仔还需要更多资金。他们或拆东补西，或变本加厉地放贷，这种长期的恶性循环，终使行业自食其果。

铸就澳门博彩业辉煌，引得其他赌场效仿的中介人制度首次面临存亡考验。

经历澳门赌场的辉煌和动荡后，张豫冬在2016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几次重创后，中介人们也学会了“鸡蛋不能都放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开始多项投资。张豫冬创建了影视公司。7月，由他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已杀青。

“这是个‘三更富，五更穷’的行业，” 张豫冬无奈地笑了一下说。就像那些站在牌桌旁的赌客，三更时候，赢得身家千万，到五更，又输得精光。但他们会觉得“永远都有希望”，所以，“做这行的，很少有人能彻底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