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天梯》幕后故事：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原标题：《喜马拉雅天梯》幕后故事：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图片为《喜马拉雅天梯》电影海报

揭秘首部纪录珠峰北麓登顶全程影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幕后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实习生 欧楚欣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怕一次。

但是有一些藏族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次次地攀爬到最高峰去。这份海拔最高工作的内容，就是为那些全世界蜂拥而来的攀登者们探路、拉保护绳、搭建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他们，来自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们。

当下，一部以这些年轻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正在热映，在《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攀登珠峰的商业化，对于当下这些藏族青年的命运的改变。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此片的导演，了解到此片幕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偶遇登山学员

萌生拍摄想法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想法最初来自于制片人雷建军。

2009年，雷建军作为摄影师跟随一个剧组去西藏拍摄登山专题片，那是他第二次看见珠峰。在从拉萨出发到珠峰的路上，雷建军遇到了西藏登山学校的一名叫做次培的年轻学员，次培把一沓藏传佛经交给他，托付雷建军把经书带给他的父亲。

原来，次培的父亲是绒布德寺唯一的喇嘛，绒布德寺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有缘的是，次培所就读的学校，就是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该所登山学校仅面向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招生，目的是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

“回到北京之后，雷建军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这个故事，他觉得，在这对父子关系之间，蕴含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导演梁君健和雷建军一致认为，这两代人的关系，不仅体现现代化的拉萨与日喀则乡村的关联，还显示了西藏的传统与未来的关联。这一故事，成了纪录片最初的剧情构想。

题材选得太好

拍摄成本太高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难得的题材，梁君健和雷建军决定跳出之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创作方式，采取商业制作的模式。

2009年至2012年间，他们尝试联系了各种纪录片基金，也曾和电视台的朋友们多次提起这个想法，但无奈处处碰壁，“得到的回应总结起来大概是这两条：选题太好，成本太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萧寒，“和萧寒刚认识没几天，老雷又习惯性地开始兜售起天梯项目，听说拍摄成本需过百万，萧寒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下来。”但成本其实远不止于此，梁君健回忆，“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三年里，这个数字变成500万、700万、1000万，最终定格到现在的1300万！”

解决了项目的资金问题，接下来就得考虑至为关键的摄影团队。梁君健介绍用人的要求：“首先必须是藏族人，其次要有电影的品质，同时也要对纪实性的拍摄经验丰富。”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并不多，最后，是曾经拍摄过《西藏一年》的孙书云导演给他们推荐了她当年的合作伙伴——扎西旺加。

扎西旺加是西藏地区仅有的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两位藏族摄像之一。“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旺加对《喜马拉雅天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一直强调这部纪录片，不是为了拍摄登山而登山，背后理应有更多的对西藏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随着拍摄的展开，扎西旺加和他领导的摄影团队成为了《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纪录片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

“由于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藏族的创作者们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这符合了影片的初衷——传递文化的多元性。

不仅拍摄登山者

更要关注原住民

2013年9月底，纪录片开始正式拍摄。

秋日的登山季，登山学校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跟随登山公司组织的队伍去不同的地点提供服务。纪录片主创团队跟随其中一支队伍，去到宁金抗沙峰的登山大本营。尽管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这一次体验，给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导演梁君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在后来的拍摄阶段不断重现，形成了我们对于山脉和登山的整体感觉。”

登山期间，梁君健见识了登山大本营如何成为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里，当地的村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客户，还有为这些客户搭建帐篷、搬运行李和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登山向导和协作。

“对于山地来说，登山者更像是过客，而修行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我们的影片不仅仅要拍摄登山者，也要关注这里的‘原住民’，把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作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登山之前，登山学校的大多数学员都需要诵经和煨桑，据说这些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好运。其中，对于藏传佛教甚为恭敬的次仁多布杰，吸引了梁君健的目光。

次仁多布杰是珠峰脚下的定日县的孩子，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去登山学校上学，放弃市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和参军这两个选择，是因为登山学校“不需要学费，而且就业看起来更有保障”。

梁君健认为，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珠峰代表着能够离开辛苦的农民生活，“在后藏这样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这些年轻的藏族孩子而言，如同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脱离这种艰辛生活的路径。”

创办登山学校

培养山的使者

2013年12月，主创团队进入位于拉萨的登山学校拍摄。西藏登山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中国唯一提供登山专业教育、颁发职业文凭的学校。尼玛次仁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早年他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后来长期在中尼边境的珠峰地区从事登山联络和服务。

据悉，自八十年代初西藏山峰对外开放以来，由于运作体制及传统的制约，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和联络、接待工作。高山上的商业服务基本都是由第三国人员承担。

在2000年以前，西藏登山协会每年接待近百支国外登山团队，团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员多达三四百人，所付给的服务费用近百万美元；而西藏山区的农牧民群众，因为缺乏专业登山技能的培训，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1994年，尼玛次仁有了创办登山学校的想法，199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1999年正式成立了学校。来自珠峰地区生长在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如何登山，学习如何带领别人去登山，学习如何成为山的使者。

在刚开办的那些年，登山学校对于后藏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可以来到拉萨学习，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鲜亮衣服回到家乡，成为受人羡慕的登山英雄。不过，由于西藏的逐渐开放，这些年登山学校的光环逐渐褪去，现在的后藏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梁君健认为，不断变化着的学校和拉萨，成为了西藏传统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某种缩影。

到了2014年的登山季，摄影团队把镜头对准了珠峰绒布德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正是雷建军要送经书的那人，而他的孩子次培——那位请雷建军带回经书的孩子，也是在这一年成为成功登顶的向导。

“在登顶的那天上午，阿古桑吉在大本营，通过高倍望远镜关注自己儿子的安危。守护一方净土的僧侣，和他依靠登山谋生的儿子，成为了一对迷人的人物关系，也是故事与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交点。通过不同人群的想法和行动，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共处得到了呈现。”

插曲

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作为首部纪录珠峰攀登全程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实现了多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

为了在海拔6800米以上完成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高海拔摄影，团队在2014年春季出发之前，花三个月时间把两名藏族向导培养成了摄影师，“我们的汉族摄影师最高上到了7028米的营地，在7028以上的高度，就依靠巴塔和旺堆这两位藏族摄影师完成。他们把脚架和摄像机带到了世界最高的地方，拍下了震撼的画面和登山者们的冲顶历程。”

就在他们在珠峰北麓完成拍摄的同时，珠峰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正在尼泊尔境内的南麓发生。

2014年4月18日，珠峰南坡发生雪崩，15人遇难，造成珠峰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山难发生后，纪录片主创团队了解到带队在北坡登山的夏尔巴向导中，其中有一位向导的父亲，在这次山难不幸遇难，“他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一方面他仍然要对他带领的客人负责，陪伴和指导他们完成登顶，另一方面他自己今年是绝不会再登顶了，至亲的离去，带给他太大的心理冲击。”

“南坡雪崩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登山为职业，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个怎样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也因此对家人充满了惦念和愧疚之情。”梁君健感慨道。 编辑：邬嘉宏